锡兰哲学家L·A·贝克在其《东方哲学简史》中讲道，“每一个人的人格都要经过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这八个步骤，一个人就会首先实践自身的完美，然后就会在自己的家庭中自然而然也显露它的美德，就像太阳普照、哺育万物一样地去影响，教育别人。” 《大学》相传由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西汉时被戴圣编入《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由北宋司马光开始，到二程将其与《论语》、《中庸》、《孟子》相配合，南宋朱熹据此撰《四书章句集注》，至此乃成“四书”，且备受历代儒者重视。究其根因，除曾为科举的必考典籍外，其对于个体明了扼要的要求，贯穿始终的步骤想来也是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由隋、唐起，面对释、道思想的强势崛起，传统的儒家面临势微的境地，亟待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这从韩愈的《原道》中即可窥得分毫，“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 在如此背景下，宋儒学者力图恢复在唐、五代时期毁坏的伦理纲常，自然也为宋代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但背景之下，关于如何入得儒学之门，《大学》被关注也自然成为了必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首先在广义上肯定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可能性。诚如北宋的程颐所讲，“《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南宋的朱熹对其亦极为推崇，在治学上，他认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朱子语类》卷十四），又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同上），又说“《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決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同上）。 在继承二程“天理论”的基础上，以“理”为宇宙的本体，他讲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而对于如何穷得此理，朱熹把目光投向了《大学》，他说，“《大学》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朱子全书》卷四十六）”冯友兰先生对这段话的解释简明扼要，“理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要知道抽象的理，必须通过具体的物。”《大学》经文有“致知在格物”，因传文中缺了关于“格物”一章的内容，朱熹采用程颐的观点作了补充，这就是《大学章句》中的《补格物传》。在这篇传中，朱熹论述了自己对于格物的看法，“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又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明代王阳明起初信奉朱学，“格竹子”的失败使他对其产生了怀疑。遭权宦刘瑾陷害，被贬西南的龙场驿后，受《大学》的影响而得以“龙场悟道”。《大学》对他的影响，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的一段话说得很精妙，“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大学问》中，他以“良知”为始，“致良知”为终，重新论证了“三纲领八条目”。在“明明德”里，他讲道“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是故谓之‘明德’，而明其明德，则关键在于一个无私欲之蔽”。至于“亲民”则是明明德的进一步扩展，即“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止于至善”是这两点的总结融合，“盖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骛其私心于过高是以失之虚妄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于至善，而溺其私心于卑琐，是以失之权谋智数，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是皆不知止于至善之过也。” 而“八条目”则重在“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实现的方法，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践行实际的方向。因而他对修身简论道，“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扩充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把“修身”看做实现“明明德”的功夫，本传中也讲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正如“修身”之于八条目一样，三纲领中，“明明德”是后二者的基础，从个体到众人，个体是最初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申发。阳明先生在回答其弟子蔡希渊的问题时，便讲道“《大学》的功夫即是‘明明德’。”（《传习录注疏·第129条》）对“三纲领”和“八条目”相互穿插式的阐发，不仅是对陆九渊“心即理”学说的扩充，同时也如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所言，一改明朝前期、中期思想界的沉闷而无新气。 延至现代，国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有感于自清以来，学者重训诂而轻经学，“及清之末世，外患交迫”，辛亥革命之后，“袁氏首坏初基，军阀继之……人德绝矣”，又使“东三省陷于寇”，至于“道德沦丧，官方败坏，士习偷靡，民生凋敝，天下无生人之气，由来者渐”，而提出重读经籍，且提出“经为常道不可不读”。 又如《读经示要》开篇即提到“国难入蜀，栖至北碚”。此书中，先生以《大学》的次第过程及历代儒者的释义梳理“大学之道”对时人时世的作用，并总结道，“《大学》一篇，总括六经之旨，而开端直曰‘明明德’。又申之曰，自明也。呜呼！此六经之心印也。”这里取“三纲领”简述如下。 对“明明德”，先生讲道，“总之，一切道德，皆本心之随事发现也。德即是心，非如法规然，从外制也。”而对“亲民”，取朱学作“新民”，先生尤为重视，这与时代有极大的关系。先生认为“夫人生不幸而忽动于私，以至物化，而丧其生命”，所以要“唯自命，而后有以破重暗，开发新生命”，并特而讲道“新生命者，自其昔丧而今复，谓之新。开发者，自其破暗而始获，故云尔。”如此这般，对社会整体自然是有很大的益处，“故我自新矣，必期人之自新，以人我同体故，譬如四肢之在全身，若有一肢发育不全，即是全身有亏损。我则自新，不复蕲人之之自新，即吾性分毕竟有亏，吾心量有所未充也。”又引证《论语》“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发散道，“己立己达，自明，自新也。立人，达人，新民也。” 而在把《大学》与释家经籍相互比较后，又谈道“《大学》言平天下，本之絜矩。絜矩，恕也。言恕，而以天下为量。《华严经》普贤行愿，广摄无量世界，无量众生，庶几近此。”另一位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也讲道，“《大学》者，大觉之谊也。儒者之称大学，悬为治学者至高之鹄的；犹之释氏标佛为最高境诣，以树进修之鹄。佛，正音佛陀，汉言觉也。觉具三义：一者自觉，吾性真常，了惑虚妄；二者觉他，运无缘慈，度有情界；三者觉行圆满，穷原极底，行满果圆……‘在明明德’者，自觉也。‘在亲民’者，觉他也。‘在止于至善’者，觉行圆满也。”（钱基博《四书解题及其读法》第3页） 传至当代，《大学》被赋予更为广阔的内涵与意义。梁漱溟先生在谈到中国社会制度的形成史时即讲道，“以我推想，孔子最初着眼的，与其说在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毋宁说是在个人——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国老话‘如何做人’。” 又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当了国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后才能够做治国、平天下的事。他仅仅需要做国家的一分子，为国尽力而为；作为天下一分子，为天下尽力而为。只要这样，他就是尽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责任。他如此诚实地尽力而为，他就是‘止于至善’了。” 可见，在当下《大学》所被赋予的时代意义至少包含两个方面，即价值观念的认同和精神内涵的追求。 首先，价值观念的认同即是体现在个人之于社会，社会之于个人的责任上。而个人若想有用于社会，即实现其对社会的价值，首先便是明其明德，对于怎样去明，修身又自然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点先秦诸子几乎都有涉及。 再是亲民，朱熹作“新民”，王阳明作“亲民”均与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首先是“新民”，汤之《盘铭》中所提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揭示出在当下这个变革的时代里，不断地要求自己保持弃旧图新的勇气和心态合乎时代的价值观念。再是“亲民”，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既道破人民在国家、社会主体中的作用，到了个人身上则是对于个体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积极肯定，正如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所言，“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 而止于至善不仅是“明明德”的最高体现，还是种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本传中引用孔子借《小雅·緡蛮》所发出的感慨，“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朱熹注曰：“吉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 清华大学陈来教授总结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有四点，即“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为本”和“以和为本”，这与《大学》的三纲领不谋而合。 而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自然莫过于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这点不仅在价值观上有体现，也同样是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目标。 前面提及，作为“修身”践行实际的方向，相较之下，最为重要的还是“修身”本身。且关于这点的论述也古来有之，较为著名的有“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及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谈及自己的志向时，孔子所说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亦不啻视之为对于修身的肯定。而朱熹在注《正心修身篇》时对修身的作用也讲道，“此所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 在《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一文中，陈来教授讲道“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讲道德、遵道德、收道德。都是强调要落实在个人身心实践的道德。”这与《大学》中“修身”是“明明德”和“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的途径及其对个体的要求不谋而合。可见，无论于古于今，《大学》所蕴含的时代气息、所代表的时代意义永远都有着不息的生命力。 参考资料： 《四书章句集注》 （南宋）朱熹 撰 中华书局 《读经示要》 熊十力著 岳麓书社 《四书解题及其读法》 钱基博著 岳麓书社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著；涂又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东方哲学简史》 （锡兰）L·A·贝克 著；赵增越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朱熹与中国文化》 蔡方鹿著 《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大学问》 （明）王阳明 撰 《王阳明：人生即修行》鹤阑珊 著（随书附赠）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传习录注疏》 （明）王阳明 撰；邓艾民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陈来文 《光明日报》搜狐新闻客户端2014年8月11日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孟子思想的时代价值》 刘瑾辉 文 《求是网》搜狐新闻手机客户端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4年5月27日 《国史十六讲（修订版）》 樊树志著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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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30 22: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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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发表于 2014-12-7 20: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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