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岁月那些人》照相馆的故事

闲散之人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八

　　                                       

                                                        照相馆的故事

　　我儿时很少照相，大约有记录可查的无非是三张照片。第一张拍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是一张很小的照片，所幸我至今依然保留。那上面是一个大脑袋大眼睛的孩子的大头照。眼神空洞而绝望。

　　照片拍摄的那一年我三岁，那一年我妈妈因病住院，是大我三岁的二姐带着我。这张照片很容易让我的思维联想到战乱中的乌干达难民儿童，至少是有几分神似的。这张照片据说就是我们家小巷东头哪家照相馆的“杰作”，这张照片至今我依然保留着。第二张据说我已经六岁了，还是在那家照相馆所拍，我很“幸福”的踩着一辆儿童的三轮车，肆无忌惮的张开了满嘴发育不全的牙齿，笑得很开心和天真无邪。第三张其实是一张合影，是一张我文革前夕和同学们的合影，大约有二十几个人，我是踩在一个板凳上，举着“红宝书”，虔诚而恭维。那第二张照片我曾经在姐姐家看过，我让她们给我一张翻印的，结果一直没有。第三张照片更是踪迹难觅，不知所在。如果不是我数年前在一个同学家发现，他指着照片上的我“看看那时候的你”我几乎感到愕然和陌生。但是，记忆告诉我，这张照片也是在那个照相馆所照。

　　2003年的那个冬日，我走过小巷，来到曾经的那家照相馆的遗址，那里已经让我找不到丝毫的痕迹，曾经的那一排很洋气低矮的平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很有点味道的小楼房，据说里面住着一个很有钱的“款爷”。

　　什么也无法阻挡的是回忆，对于往事的记忆，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剥开一个裹满蚕丝的茧，你要有足够的耐心，最终你会看到里面的蛹。

　　一九六七年末，冬日的严寒挡不住文革的狂热。被思想和主义焚烧的人们，倾刻之间成为这个社会的多动症患者，他们已经失去了文革初期的温文尔雅，失去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蛊惑下，一批批地富反坏右被揪出来，被批斗，被抄家，被游街。这情景很多年后我在那个伟人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上看过，农民们游斗乡绅，就是用的这种手段。

　　出身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瓶颈”。只有雇农、贫农，下中农的后代才是纯正的革命者，他们才是那个时代最扬眉吐气的人。而其他的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右派分子，都是被打击和清理的对象，甚至什么手工业者，也无法幸免。

　　人，一旦失去理智，而且还笃信这种疯狂是一种信仰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或许多少年以后，我们依然可以心有余悸的面对这样一场灾难，但是，我们一直缺乏足够的勇气和胆识去直面这场灾难，去反思每一个灾难的亲历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做了什么？因此，我坦率地说，我愧对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目光和文字。不要试图把自己游离于事件之外，我们不仅仅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

　　在我的记忆里，照相馆被砸，确切地时间应当是六七年的年底。因为我一直在现场观看。其实这家照相馆早就预感到了什么，从文革开始，就几乎停掉了一切生意，唯一照的都是一些红卫兵们举着红宝书的摆着那个时代通用的“普氏”。但是，瑟瑟的冬日冷风，还是让他们预知道了未来。但是，他们注定躲不过这场风暴。这个照相馆确切地说，是两兄弟联手开办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设计的很有些创意，其中临街的一排平房，被他们刻意设计成了一个大的橱窗，里面曾经挂满了各种风姿绰约的人像。大多是黑白的，偶尔也有几张 色的。哪颜色当时都是用手工完成的，今天看起来很假。

　　事实上他们非常敏感，在感受到“破四旧”的威力之后，就悄然的把橱窗里的展品撤下。而照相馆也开始闭门不营业了。但是，最终导致被砸的直接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不营业。据说是有天深夜，有几个红卫兵心血来潮，去敲照相馆的门，要照集体合影，被兄弟俩以不营业为借口，拒不接待，进而惹恼了这群红卫兵。

　　疯狂有的时候是无法用具体的语言表述的。一卡车红卫兵，看起来象是一个“袭击”，他们着装整齐，每个人手里都无一例外的两样“武器”，一本“红宝书”，一根皮带。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兄弟二人被五花大绑的揪了出来，剩下的就是一场打砸，没有抢。于是，照相馆门前，散落的胶片，散落的照片，成盒子没有曝光的胶卷，都被英勇无畏的红卫兵们不扔到了大街上，成为我们这些孩子哄捡的对象。然后，他们抬出了两台大的照相座机，就在众目睽睽下，几个红卫兵举起大锤，一下，两下，三下，N下……那一瞬间，我看到两兄弟的老大，脸上划过一种无法言状的痛苦和绝望。

　　当然，红卫兵不都打砸，他们也把单台的相机，照单全收，作为战利品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押着兄弟二人，洋洋得意而去。寒风吹过，吹起一地的残片，照相馆橱窗的玻璃早已经支离破碎。

　　据说红卫兵也并没有再为难这两兄弟，因为他们已经发泄了，他们已经给了这个照相馆和它的主人足够的羞辱，当天夜里，这兄弟二人就被放了回来。据邻居们说，两兄弟看着一地狼藉，抱头而泣。这个照相馆，是他们的父母留给他们的唯一财产。如今，一切都没有了。三天之后，两兄弟收拾了家中的物品，悄然消失，从此踪迹皆无。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那栋荒芜了几乎十几年的房屋的主人之一的，两兄弟的老二，才出现。从他的口中人们得知，两兄弟在老家农村整整生活了十年，期间大哥娶妻生子，果然扎根落户在农村。而老二则一直坚持要回到那座城市，再操旧业。

　　2003年一个秋日慵懒的午后，我坐在一家颇有名气的影楼里舒适的沙发上，它的主人，就是小巷照相馆的老二，如今他已经有了几家连锁经营的影楼的老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早就不自己照相了，他负责的只是管理。

　　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厚厚的一耷影楼的推介，以及几本他们用来作广告展示的样本。我翻阅着，欣赏着。在一本题为《快乐童年》的画册上，我看到了一张张天真无邪孩子们的笑脸，无比纯真，一尘不染。明快的色 ，绚丽的构图，看起来赏心悦目。我若有所思，我突然记起自己口袋里的那张一寸的大头照，我打开自己的皮夹，取出它，递给坐在我旁边的影楼的主人：“记得么？这也是你照的。”他把照片放在手心，突然哈哈大笑“咋能不记得呢，小时候的你啊，啊哈哈哈哈。”我不知道他这一连串的哈哈是在表述着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情感，但是，我听出来无奈和苦涩。

　　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他们兄弟俩人，在被红卫兵抄家后的故事。

　　面对着一地的狼藉，兄弟俩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还是大哥的主意多一些，“老二，我们走吧，回老家，等风头过了再回来。”于是，兄弟二人在劫后，匆忙的收拾了行囊，锁好了他们曾经的家，黯然而去。

　　其实我相信，这是文革期间，太多人所经历的命运坎坷之中，太一样雷同的往事，或许它们可能有着细节上的差异，但是，基本的模式并无太大区别。在未知的命运面前，人们惶惑，或者选择逃离可能是最好的择决。

　　我后来曾经不止一次的见过两兄弟之一的大哥，他如今已经是一个建筑承包商。在他的身上你已经找不到丝毫当年的影子，曾经灵巧的，恰当时机按下快门的手，如今已经握着数台手机，忽而大声呵斥，忽而调笑，忽而遵从。对往事，大哥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漠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生活在过去的影子中，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要感谢生活，因为它改变了我，让我知道除了照相之外的生活依然美好。

　　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极为豁达的人生观，或许这就是拜生活所赐？！

　　我们都在被生活所改变，尽管我们试图改变生活。我们的一切经历和往事，无论如何也不应当仅仅幻化成一个病灶般的钙化点。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我们应当记住点什么，而不是快速的遗忘什么。

　　一座曾经的，小小的照相馆，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今天装潢气派的影楼相提并论，因为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个冬日随着寒风飞舞的底片或者是被撕碎的照片，是一道很让人刻骨铭心的场景。

　　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大师，康德先生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善存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无人能终生行善，但人都明白什么是善。暴君并不愚蠢，他完全知道自己正在行恶。但为了维护统治，他必得行恶，同时踏着良心指恶为善。

　　事实上无论是暴君还是独裁者都不愚蠢，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却一样：不喜欢自由。康德还告诉我们“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可以不作违心之事。”这是对自由最精确无比的论断。

　　有关小巷这个照相馆的故事，或许该结束了，但是，生活没有结束，思考就不应当结束。早已荡然无存的那个照相馆，其实留下了它记录人生最抹不掉的一幕，让我刻骨铭心。我的一位好友，日前在一次和我聊天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有见地的话“国家和政府都是用来服务的，如果它不能承受批评和指责，那么它就必然短命。”这话说得很尖刻，也非常有道理。

　　没有什么人喜欢在一种动荡不定的生活中度过每一天，更没有人喜欢在一种全民疯狂的年代里，让自己成为一叶扁舟。如果我们不能有足够的痛，去揭开往日流血的故事，那么，这一切都是毫无必要的。

　　很多年后，我通读了德国乃至世界的哲学狂人尼采的两部作品《偶像的黄昏》《瞧！这个人》，我为这个哲学狂人的思想和语言所震撼，或许这就是对人生最坦诚的，最无节制的揭露，让我们看到真相下面不仅仅有血，还有脓，还在散发着腐臭的味道。

　　文革后期，我接触了大量的当年的红卫兵，我发现了一个几乎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他们对曾经的一切并不后悔。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叹息，是的，谁应当过分指责年轻的盲动和盲从呢？

　　疯狂的尼采曾经肆无忌惮的喊出了“上帝死了”，那么我们心中的那座神龛，那里面供奉的神位也打碎了吗？或者依然还在？

　　没有一种解放比解放心灵更难了。我们究竟是选择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还是应当铭记过去一切向前看？

　　这看起来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