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苗洪

    1，我在以前的一篇关于法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文章中，主要是论述了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思想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因为那篇文章主要是从法国文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基础来阐述两国之间的文学效应。而实际上，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由于社会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欧洲工业革命而平息仍继续产生并且等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18世纪后期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产生了一种感伤主义文学的文艺思潮。发其源地在英国，因英国作家劳伦斯·斯泰恩的小说《感伤旅行》（1768）而得名。又称主情主义。因排斥理性，崇尚感情，也称前浪漫主义。在我们今天的论文当中之所以提起感伤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诗歌的关系，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在巴金之后提出过这一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诗歌影响的问题。或许，伤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出现过程中出现了吻合中国民族文化机制的变形及变异而导致我们看不见这种影响的存在与实践。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命题。因为这种具有前浪漫主义元素的文学思想一直并没有完全匹配中国的文学环境。另外，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海子那一代诗人出现的生存危机感及其世界危机感是否就是感伤主义文学思想的体现。



  感伤主义又称主情主义。因排斥理性，崇尚感情，也称前浪漫主义。由英国传入法国、俄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斯特恩、哥尔斯密斯、葛雷，法国的卢梭、伏尔泰，俄国的卡拉姆津，德国的里希特、海涅等。在此期间，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中下层资产阶级文人深感社会贫富不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感伤情绪日渐浓厚。感伤主义正是这种情绪在文学上的表现。它注意内心的情感，夸大感情的作用，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自然景物的描写，特别强调对个性和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刻画。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细致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不幸的生活遭遇，以唤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它表现了对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也体现了对贵族阶级崇尚的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反抗。有的感伤主义作家脱离现实，放任个人感情，沉迷于多愁善感之中，甚至赞美过去，歌颂黑暗、死亡，带有浓厚的悲观绝望情绪。作品多用第一人称，大多采用日记、旅行记、书信体和回忆录等形式。
　　



  感伤主义作品书写者在文学创作中用强烈的感伤情绪,将他们对于新兴起来的工业时代所带来的破坏和对人的道德沦丧的伤感情绪表现在作品之中。这个派别的作家大多数都强调了要抒发个人对于社会中这个不可抗力的无奈之情，比如墓地学派的诗歌都特别表现了这一点,<墓园挽歌>是代表作,就表现了这一种忧伤和感伤的情绪。
　　

  而另一方面，由于感伤主义（德文Empfindsamkeit）是个人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首先是在虔信派的宗教领域，之后发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感伤主义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世俗化的虔信派（Pietismus），它是通过对内心生活及狂热和感动等主观感情的观察和描述，来表明对于美德和其他道德典范的看法。在感伤主义中，内心的特有感觉被认真对待，甚至是狂热地崇拜这种内心感受，并反对通过宫廷礼仪中的等级观念来规范这种感觉。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感伤主义的顶峰之作。



  产业革命以后，现实矛盾加剧，人们开始对理性社会产生怀疑，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寄希望于艺术和情感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感伤主义这一潮流在文学形式方面将欧洲带入一个新阶段。他不仅是19世纪初欧洲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而且可以说是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传统小说大都以情节为基础，遵循着因果规律重新组织现实生活，而感伤主义则开辟了一种以心理为载体掺和外部现实世界的投影的叙事方式。这种新方式的产生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感伤主义是因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小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而得名。



   我2，们后来在论证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仅仅只是将巴金作为例子来作为论证的基础与根据。作为中国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一生都充满了悲悯情怀和忧伤基调。像郁达夫一样，巴金的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无法排遣来自灵魂深处的感伤，几乎都笼罩着某种疼痛的氤氲。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金先生的创作渐渐地蜕去了早期的某些理想主义激情，把抗争和愤怒慢慢地潜植在人物的心灵内部，以普通平民的生存际遇为叙事对象，更加强化了作品内在的悲剧意味，更加突显了作家的悲悯情怀。
　　

  但是，由于巴金先生的这种悲悯与感伤因为来自民族精神的强烈支撑，所以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它的艺术传达，不是基于对自身个人苦难经历的哀婉与倾诉，不是拘囿于创作主体个体生命的疼痛与无望，而是源于他那内心深处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源于他对人世间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生存法则被遗弃的焦灼。也就是说，疼痛是来自于不合理的现实秩序对人性的极端压制，悲悯是发端于人与人之间平等权利的被褫夺，感伤是针对着人与人之间赖以相处的和平之爱的缺失。所以，与同时代的其感伤型作家（如张爱玲等）相比，明显地拥有更为博大的苦难胸襟，拥有更为广袤的心灵视野，拥有更为强劲的人格力量。
　　

  这一点，在杰出代表作《憩园》和《寒夜》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巴金的很多优秀之作，都以一种超越历史、超越阶级的生命之爱，写出了那个时代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生存之苦和精神之痛；都以一种人类景仰已久的悲悯情怀和体恤之心，展示了作家内心深处圣洁的人道思想和良知愿望；也都以一种诚挚的叙事态度直面着沉重的时代，直面着不幸的命运，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明确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的精神立场。
　　

   正因如此，1983年，在获得法国荣誉勋章的仪式上，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曾这样评价道：“您却用自己对于人们及其脆弱命运的巨大同情，用这种面对压迫最贫贱者的非正义所抱的反抗之情，用这种———正如您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绝妙言之的‘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使您的著作富有力量与世界性意义的敏锐力与清醒感，在注视生活。”
　　

  1990年，在第一次福冈亚洲文化奖———创作特别奖的颁奖仪式上，巴金的受奖理由曾这样写道：“他忠于自己的良心，以真挚的态度注视时代、历史，把自己的理想寓于作品中向人民倾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复出后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严厉批判社会，同时真诚地批判自己。”而这，既是一个作家具有世界意义的核心品质，也是整个二十世纪现代知识分子伦理操守和卓越人格的代表。




   3，由于感伤主义文学具有夸大感情的特点，以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情和不幸遭遇，而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劳动人民的怜悯之心，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与要求。他们常以生、死、黑夜、孤独为题材，抒发自己的哀思的失意，格调悲哀，语言晦暗，充满悲观失望的情调。喜用哀歌、旅行日记、回忆录、书简等文学体裁。有的感伤主义作家脱离现实，放任个人感情，沉迷于多愁善感之中，甚至赞美过去，歌颂黑暗、死亡，带有浓厚的悲观绝望情绪.作品多用第一人称，大多采用日记、旅行记、书信体和回忆录等形式。所以，在后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几乎将感伤主义文学拒之门外。



  尤其是我们在反思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时候，关于感伤主义文学的论述显得非常矛盾。一方面，中国的作家既要坚持保持文学的现实主义主题，一方面又要坚持对专制文学的反叛，一方面同时又要兼顾文学创作内部的某种感伤的情绪，所以导致了中国文学的畸形状态的发生。因此，我们在反思文革文学创作的时候，一方面否定着那种是是而非的文学形态，一方面又强烈的记忆着那种畸形的感伤情绪。



   而与此同时，这种对于文学的感伤记忆还体现在那个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内部环境中。而在我们创作这篇论文的时候，正好是文革被彻底否定的背景之下。而实际上，关于对文革的否定除了依据强烈的反人性及其反人道主义的根据之外，还具有反人类文化的依据。因此，我们在本篇论文中谈及的文学主题中很容易找到文革时期反人类文化的文化思潮及其文学思想。而我们对于文革文学反思的结果就是，在那个文艺专制的年代，中国广大的创作群体并没有屈服于这种压制，相反，由于他们顽强不息的坚守，才使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文学轨道迅速的与国际接轨并形成革命意义的中国文化复兴。而感伤主义是否就是悲观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再现，我们几乎没有谈起过这一方面的问题。因此，感伤主义的文学方针有可能只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而已。而是否表达出批判之后的思想选择及其社会，个人前途的变更与发展的方向，感伤文学并没有提出他今后的目的是什么。






4，那么，我们在论证感伤文学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将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列入伤感文学的范畴呢？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是伤痕文学的非浪漫主义与非现实主义元素决定伤痕文学不是感伤文学。伤痕文学仅仅只是对于一个专制时代的控诉及回忆。但是，这里面又有个极其特殊的现象。就是文革结束前夕出现的《一月的哀思》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及其大量的呈现出巨大现实批判性的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是否能够作为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学创作的前奏性序幕？与此同时，伤痕文学的出现，是否又标志着中国文学创作觉悟的某种意义的觉醒呢？关于中国文学创作阶段与阶段之间的衔接关系及其衔接点的确认问题，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似乎是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另一方面，伤痕文学后来的结束是一种来自中国文学内部的自我结束抑或是中国文学新生代的崛起淹没了这种伤痕文学的思潮呢？与此同时，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及其诗歌创作只是在经历了一个1980至1985的摹仿性创作之后，才出现了后来的于坚，欧阳江河，西川，北岛，海子，顾城这代诗人的涌现。在这些诗人的创作过程中，所彰显的其实是一个极其分裂的状况。于坚的感伤，北岛的道德思考，海子，顾城等人的精神危机感等诗歌主张，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体的，集结的，但是实际上中国诗人的创作主张并没有完成集结性的革命，仍处于分裂与游离的状况。于坚的诗歌之所以30年之后依然巍然屹立，我们似乎从中可以看见一个像郁达夫一样，巴金的蜕变过程，至今于坚及其大部分诗人几乎都无法排遣来自灵魂深处的感伤，几乎都笼罩着某种疼痛的氤氲。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诗人的创作才渐渐地蜕去了某些理想主义激情，把抗争和愤怒慢慢地潜植在人物的心灵内部，以普通平民的生存际遇为叙事对象，更加强化了作品内在的悲剧意味，更加突显了诗人及其的悲悯情怀。


   而再往后，云南的雷平阳，朱零，帕男，湖南的刘年，广东的沈建浩等诗人依旧并没有从某种意义的感伤中完全解放出来。他们以缅怀死者的名义抒发感伤的情绪尽管与英国，法国那种来源于现实主义批判及其不满的感伤具有区别，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前浪漫主义元素。

李听圃

这有一篇理论研究色彩浓厚，且卓有建树的诗歌理论佳作。立论高屋建瓴，论据清晰有力。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