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追寻红色语境之下诗词魅力的中国诗人

苗洪

   兼评《蝶恋花•端午新篇》


   序言： 关于广东现代诗人北斗先生的诗词作品，之前我们已经评论过多首。但是，在这次关于他的诗词作品评论当中，却是第一次以他作为诗人及知名古风艺人的身份进行这首《蝶恋花•端午新篇》作品评论的。我们之所以称他是古风艺人。是因为从他爷爷的爷爷那个辈份开始，就是潮洲地区有名的民间艺人。空寂的深圳上空，经常回荡着他充满乡愁的古筝或者长笛的乐声。对音乐他是忘我的，对于诗歌亦是如此。这种身份的复合认识，使我们在评论北斗诗歌的时候，添加了关于一个家族传统爱国热情的评论基础及评论支撑。北斗早年曾经因工作和学习，经常性到其他的一些国家参观。学习之余，也仍然不忘东西文化的交流工作。而经游历之后的国家对比，提升了一个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北斗看来，你没有理由不爱自己祖国的民族文化及传统文化。每一次从异国他乡归来，他都十分骄傲于自己的祖国。他的诗词风格是属于那种激情情感占据主流的风格。这使他的每一首作品都充满生机与充满活力。


  《一》从《蝶恋花•端午新篇》的创作风格，语言特征，美学特征来看，红色文化同样可以提取并凸现出技巧分明的红色审美，红色美学及红色文学框架。红色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标签与文艺标签或者说文学标签，更加重要的是他作为一种文化及文艺的形式，有理由占据自己的独立空间。其次，关于结构主义的运用，仍然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征。在结构中寻求诗意的扩张与层次的鲜明，使《蝶恋花•端午新篇》成为于结构主义手法运用的典范。

    北斗是那种不善于隐藏的诗人，或者说是一种人品。他的作品始终离不开的关键主题永远都是饱含励志向上的唯一主题。在我们的这篇评论当中，对于《蝶恋花•端午新篇》的评论工作，其实是作为一个全景式评论北斗本人爱国情怀的辅助性工作来进行的。本文作者苗洪与北斗本人具有长达五年之久的长期交往。因此可以说，我们对于北斗本人文品的了解更加广泛于对于他诗歌的了解与评论。《蝶恋花•端午新篇》意境是震撼的。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该诗词当中其灵魂是作为忠魂概念的概念来出现。歌颂缅怀屈原的作品不计其数，但是，将忠魂与龙舟凝聚一体的描述，北斗应属第一人。这就是《蝶恋花•端午新篇》意境及语言的突破。语境最讲究的就是突破与超越，并不是固守。在这个弘扬传统文化，厚植爱党情怀的宏大语境之下，一大批传统工艺及传统文创走上前沿阵地，我们的诗歌也应该不甘落后。从《蝶恋花•端午新篇》的创作风格，语言特征，美学特征来看，红色文化同样可以提取并凸现出技巧分明的红色审美，红色美学及红色文学框架。红色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标签与文艺标签或者说文学标签，更加重要的是他作为一种文化及文艺的形式，有理由占据自己的独立空间。


  尤其是传统诗词更应该发挥独有的美学优势及审美特征，走在红色文化之旅的前列。早在2019年，北斗就明确说过，共产党建立了最合理的社会秩序，那么他的诗歌也应该就是最先进的诗歌秩序。合理的社会秩序及合理的文化秩序，诗词及诗歌当以此为基础，承担历史责任。社会的初心成就文化及文明的初心，一个诗人绝对不能打着纯诗歌的旗帜脱离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在北斗看来，反映现实主义是基础，批判现实主义是辅助。社会有阴暗面我们必须承认，但是需要我们作出更多的工作是如何改造阴暗面，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批判现实主义而批判。北斗的作品始终是站立在一个实事求是的创作立场。文如其人就如他的人品宠辱而不惊。或许就是这种人文态度，促成了北斗实事求是的写作风格。这或许也是一个他作为古风艺人，音乐家及诗人多层身份的本能的选择。

  《二》从《蝶恋花•端午新篇》的文学精神来看，打破了深圳是文化沙漠的偏见与结论。用事实证明了深圳的文化发展与他的诚实发展速度是同步的。深圳的文化始终是繁荣昌盛的，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多移民城镇而制约了深圳文化及深圳文学领域及诗歌领域的发展。以著名岭南词人郝书许为代表的古典诗词基地，正在逐步成熟与理性的壮大而成为深圳诗歌的坚强后方。用传统文学形式，展示我国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始终是广东文学的主流方向。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重新回过头来阅读与评论北斗的作品才发现，他的为人处世，他的人品原来都来自于崇高爱国主义的支撑。因为他首先热爱自己的祖国，再去热爱自己的兄弟和同胞。关于我们这次评论的《蝶恋花•端午新篇》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关于传统文化与厚指爱党爱国情怀的红色语境中心。北斗先生对屈原的认知程度是别具匠心的，感情色彩也是十分浓厚。在红色语境中心当中，广东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能够出现这么一位旗帜鲜明的现代诗人，是广东现代诗歌界发展的骄傲。我们曾经把深圳称之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沙漠。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极其非理性的偏见。深圳作为新兴的工业城市，理应走上一条文化与工业革命并驾齐驱的发展之路。实际上，深圳的文化发展与探索实践之路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在深圳这片热腾腾的土地上走出了广东首席作家陈再见等，也走出了以北斗为代表的广东诗人群体。

北斗的诗词是一种建立在淳朴现代人文精神基础之上的产物。在深圳元次及符号文化日见中天的处境中，能够涌现出北斗这种不忘初心，不忘传统的诗人实在是一个别样风景。对于北斗来说，也是一个始终不懈保持高度感召力的诗人。他组织了一大批深圳诗词爱好者，与广东整个岭南地带的民间诗歌团体遥相呼应，促成了深圳现代诗歌发展的繁荣昌盛。在2020年，北斗以一首抗疫公益歌曲《 我在这》而走进武汉教育电视台，广为流传。他是谦逊的诗人，作曲家及演唱者，他从不轻易让自己“并不成熟”的作品流入媒体。这种安于孤独的人格精神，在喧嚣任性的年代，是一种理性，是一种坚守，一种回归。而对于《蝶恋花•端午新篇》来说，除了旗帜鲜明的文学主题之外，追求语言的新颖性与超越性，也是值得比较推崇的方面。可以说，这是一首将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文人情怀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的代表之作及经典之作。

《三》从《蝶恋花•端午新篇》的文学风格来看，属于将爱国主义，浪漫主义及英雄主义融为一体的多层次作品。屈原作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化身，实际上并不是孤立的。是一种人格坚定的体现，正义的体现。正义是构成爱国主义情感最主要的组件之一，失去了这个支撑，爱国主义精神就无法构成完整的定义“莫道千年成往故，千年未断离骚赋。且仗群贤除弊腐——（见北斗《蝶恋花•端午新篇》）。其中北斗起句使用”忠魂“一词，使一首表达缅怀屈愿的普通诗歌上升为对于屈愿的敬仰。万舟飞奔，只为追逐远去的屈愿”碧水龙舟，只为忠魂渡。“但是，诗人笔锋一转，却又透露出屈原并未走远的美好意境，并且巧妙的表达屈原爱国主义情操及人品的现实主义启及激励意义。表达了屈原爱国主义情感具有特别重要永恒意义的层面。但是，作品又是深刻的，因为他不仅仅是在于强调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与此同时表达了屈原文学作品及文学主张的永恒意义——莫道千年成往故，千年未断离骚赋。而与此之后，诗人又表达更进一层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道路上，屈原精神依然是我们前进的导航灯塔——且仗群贤除弊腐，  更谱华章，时代开新路。

  所以说，从北斗《蝶恋花•端午新篇》的整体来看，是超越自我的一部代表作品。北斗诗歌的创作过程，主要是一个以微观场景转向宏观题材的转折过程。描写深圳的普通群众的普通情感及生活经历，曾经是北斗在某个创作时期的主要创作方向。但是这其间北斗的作品主观色彩较强，特别是由于这个时期的诗歌强调对命运的感悟及生活的觉悟刻画，很明显削弱了大众生活模式的典型意义及代表意义。对于北斗来说，其诗歌创作从微观场景转向宏观题材的创作过程，是从我国人民抗击疫情那个时间开始的。从忧虑个体命运，到忧国忧民其实是一个关乎诗人创作觉悟的提升过程。一个诗人的创作行为，必须与他生活的时代紧密联系，与他生活的土地融为一体，才是使诗歌获得生命力的根本基础。

  从古风艺人到诗人之间，仅仅是一个身份的转变，而不是生存空间及文化空间的转变。或许正是因为他首先是名古风艺人，才决定了他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创作态度。尤其是对于他这位辗转游历许多国家的阅历来说，是他具有超越性前瞻性创作思考的重要根基。他曾经有机会留在国外发展，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激情或许是他诗歌创作的源动力，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利用诗歌去抒发具有深度的文学思考。与此同时，北斗的诗歌创作方针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诗歌创作与当下社会语境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在重申传统文化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如何融会贯通现实主义的交汇问题。在北斗看来，文学的本质始终是人学，爱国主义及英雄主义的本质实际上至关重要的组件就是以人文精神为中心进行文学创作及觉悟程度的提升。以诚实的态度去创作去思考当代的文学创作主题，实际上所涉及到的是一个人格精神及人文精神的哲学话题。

   蝶恋花•端午新篇
   锣鼓喧天天亦慕。
   碧水龙舟，只为忠魂渡。
  莫道千年成往故，千年未断离骚赋。
  且仗群贤除弊腐，
  更谱华章，时代开新路。
   屈子有灵堪一顾，临江可作称心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