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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洪 关于中国当今诗歌与美国重农派的百年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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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9 小时前
  • 签到天数: 1987 天

    [LV.Master]伴坛终老1

    发表于 2021-5-16 02:36: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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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中国当今诗歌与美国重农派的百年呼应的命题实际上是一篇由T.S.艾略特在中国的影响而导出的专业论文。如果单纯从美国重农派的角度来论证这一命题,无论是在资料方面及其理论方面都无法完成这一论文的创作。也就是说,这是篇间接论证美国重农派与中国当今诗歌关系的文章。而事实上,今年是美国重农派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在他诞生之后的一百年间,他曾经遭遇了什么,又具有着如何的辉煌,后来又是如何销声匿迹的,没有比较系统的文件进行着某种程度的相关说明。但是,尽管在今天的学术界没有更多的学者再去从更深层或者说更具有特别重要深远历史意义的角度去追溯去回忆他的具体过程及其后来的运行轨迹,它仍然是作为一个比较正式的文学流派而矗立在世界文学流派的行列及档案中。



      美国现代南方作家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化团体,又称“逃亡者派”。1915年,一些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镇范德比尔特大学有关的文化人常常聚会讨论文学及哲学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会曾一度中断,1919年重又恢复。范德比尔特大学教师、诗人约翰·克罗·兰塞姆成为这一活动的实际领导者,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如诗人罗伯特·潘·华伦、阿伦·泰特、唐纳德·戴维森以及小说家安德鲁·纳尔逊·莱特尔、诗人莫里尔·莫尔等。1922至1925年,他们出版了有影响的小型文艺杂志《逃亡者》,它所发表的重要的文章后来收组成为《逃亡者文选》。“逃亡者派”一词即由此而来。具体地说,重农派作为美国南部作家组成的一个文化团体,以田纳西州的范德堡大学为中心。他们频繁向《逃亡者》杂志投稿,这是一本发表1922年到1925年期间诗歌的杂志。他们的目的,正如《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南方和重农派传统》所指出的,是要鼓励非工业的农业经济,确立以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为蓝本的地区文化模式。尽管后来大多数成员最终都偏离了自己的主张,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影响了其他作者对美国历史和传统的看法。这或许就是美国重农派终结与瓦解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逃亡者”们提倡维护南方传统的文学地方主义,成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一文中坚力量。1930年,以“逃亡者派”为主体的12个南方作家,其中有兰塞姆、华伦、泰特以及诗人约翰·弗莱彻、剧作家斯塔克·扬格等人,撰写的专题论文集《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出版。这部被看作“重农派”宣言的著作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这些文章的主旨都是以南方农业社会为尺度来评价、批判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此后,阿伦·泰特等人编辑出版了“重农派”的第二部论文集《谁占有美国》。艾伦·泰特(约翰·奥利),美国评论家及诗人。作为南方作家团体“重农派”或“逃亡者派”的成员,他支持南方回归农业经济以及昔日的文化理念。他是《我的立场》(1932年)的12位作者之一,该论文专集表达了“重农派”的观点。《给死去的联盟的颂歌》是他最流行的诗歌之一,探索了一个人与过去的关系。他与约翰·克劳·蓝辛等人志同道合,并成为新评论派的领袖,这是一个受T.S.艾略特理论影响的评论派别。而T.S.艾略特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也是深入人心的话题。因此,我们本篇论文的证据即在于此基础之上。



       《二》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重农思想对南方知识分子影响极大。这种思想不仅贯穿在兰塞姆、戴维森、泰特、华伦等人的作品中,在威廉·福克纳、卡罗琳·戈登、莱特尔以至尤多拉·韦尔蒂等人的小说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一时形成了一股很有声势的文化潮流,以致有“重农运动”之称。1935年,华伦与克林斯·布鲁克斯共同创办了《南方评论》,1939年兰塞姆创办了《肯庸评论》,这些杂志便成为“重农派”作家重要的活动阵地。美国现代重要的文艺批评流派“新批评派”就是围绕着这些刊物形成的。“新批评派”中的不少成员也都是“重农派”的核心人物。


        艾伦·泰特(约翰·奥利)(1899-1979年),美国评论家及诗人。作为南方作家团体“重农派”或“逃亡者派”的成员,他支持南方回归农业经济以及昔日的文化理念。他是《我的立场》(1932年)的12位作者之一,该论文专集表达了“重农派”的观点。《给死去的联盟的颂歌》(1927年)是他最流行的诗歌之一,探索了一个人与过去的关系。他与约翰·克劳·蓝辛等人志同道合,并成为新评论派的领袖,这是一个受T.S. 艾略特理论 影响的评论派别。



        泰特出生于肯塔基州的温彻斯特。1922年他毕业于范德比尔特大学。在1951年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的英语教授之前,他曾在几所学院及大学教授英语。泰特于1968年退休。



      泰特其它作品包括:传记—《石墙杰克逊:一位好军人》(1)、《杰弗逊· 戴维斯兴衰记》;诗集—《蒲柏先生及其它诗歌》(1928年)、《地中海及其它诗歌》、《诗歌精选》、《诗集1919-1976年》;评论作品—《有关诗歌及思想的保守散文》、《疯狂的理性》(1941年)、《现代社会中的学者》。《父亲们》(小说)。



    《三》关于T·S·艾略特的创作实践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是英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祖父是牧师,曾任大学校长。父亲经商,母亲是诗人,写过宗教诗歌。艾略特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哲学和比较文学,接触过梵文和东方文化,对黑格尔派的哲学家颇感兴趣,也曾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1914年,艾略特结识了美国诗人庞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来到英国,并定居伦敦,先后做过教师和银行职员等。1922年创办文学评论季刊《标准》,任主编至1939年。1927年加入英国籍。艾略特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这些在他的创作中可以找到印证。1948年因《四个四重奏》获诺贝尔文学奖。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曾经将自己概括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这三个标签简明易懂,并不需要详细说明,因为它们都指向保守主义。他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又根源于他思想深处相当严格的“确定论”,以及个性上过于诚实的自我意识,他不会轻易地接受混沌、朦胧和不可知的事物。从这方面说,保守主义代表着他与崇尚自由的现代价值体系保持的距离,一个不亢不卑的距离。



       他的批评在一种谦逊的外表下包裹着不容反驳的结论,非常地言之有物、条理分明和实用有效。任何读者通过他的批评都能学会理解一首诗或一篇散文——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诗或不喜欢的散文。他的批评很少掺入个人感情,他为诗人分类用的是“大和小”,而不是喜欢和厌恶。他在批评上的功绩就在于建立起一种非常客观和可靠的鉴别标准,使现代批评迈上能够对一切进行量化的轨道。
      

      

      艾略特还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共同追求正确判断”的理想一度成为颇有感召力的口号。艾略特的第一本文集《圣林》就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开创新时代的权威之声,他的《论文选,1917—1932》更是英国批评史上少有的经典。





       《四个四重奏》是一部诗与乐完美结合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品,艾略特的创作理念中早已预设了“四重奏”这一音乐学概念。艾略特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是借助复调、对位、和声、变奏等音乐技法来建构的。只有首先从音乐性主题结构和相关音乐技法切入,才能完整地理解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
      

       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思想是《四个四重奏》的哲学背景,《四个四重奏》呈现了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过去与未来、生与死等一系列二元论思想。艾略特的意图是思索解决二元矛盾的途径,从而为拯救人类的时间找到方法。诗人发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意义给人类经验和时间提供了最高原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解决了有限和无限的统一、情感和理智的融合、人性和神性的交汇等问题,诗人希望人类能从经验世界中体悟超验世界,从而将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融为一体。这一思想在诗歌的文体上也有明显的表现,诗人通过宗教神学式的悖论言语表达、意象的隐喻化和象征化倾向、文体结构的音乐化处理等文体表现方式,强化了诗歌的主题思想。




        《四》关于T.S.艾略特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本节基本内容系根据《T.S.艾略特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一文整理,编辑而成。因该文作者姓名不祥,故而无法与作者探讨更多相关的话题。关于艾略特的传播和影响是世界性的,对中国亦不例外。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中国的一些文艺刊物上,引起了时辈的注意。之后关于他的翻译作品大量问世,截止1948年,隐然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艾略特的传播分为三类:艾略特的诗歌与论文中文译本(25篇)、外国学者关于艾略特的研究论文之中文译本(20篇)、中国学者以中英文撰写的关于艾略特的研究文章(18篇)。毫无疑问,当艾略特的作品一经介绍到中国之后,它就不能不对中国文坛产生冲击。
      

       1、 前期:1923年8月-1936年7月
      

        对于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首推叶公超。他在1926年留学康桥大学时,结识大诗人艾略特,结为莫逆之交。叶公超学成归国,先后执教于多所著名学府,为学生开设《西方文学理论》及《英美当代诗人》等课程,一生致力于译介艾略特诗文,栽培许多作家和学者。“九叶诗人”之一辛笛于九十年代的一篇自述文章中写道,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叶公超的《英美当代诗人》课上我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
       

        1922年10月,艾略特的《荒原》在《标准》第1期首次刊出,立即震动整个西方诗坛。稍晚于此,茅盾即化名“玄”写出了一则短文《几个消息》,发表于《文学》周报上(1923年8月27日),其中特意提到艾略特是英国一家新办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这很可能是艾略特的名字为中国文艺界所知晓的最早日期。吴宓1931年在伦敦访问了同为欧文.白璧德弟子的艾略特,他的《吴宓日记》对此有记载,在1937-1938年开设的《文学与人生》中征引艾略特作为例子,对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但丁》这两篇文章以示赞许。1932年,北大英文系主任温源甯在北平万国美术研究所发表演说,题为《現代英美四大詩人》,对艾略特的《空心人》之精神意向论述颇为深刻,后翻译发表于1932年9月《青年界》第二卷第二期。
       

       1933年2月《现代》杂志发表日本学者阿部知二的《英美新兴诗派》(高明译),介绍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的两段文字,探讨艾略特的诗人成就。3月《新月》发表孙波的《利斯威的三本书》,认为艾略特为英国诗歌发展做了一个新的开始,树立了新的平衡。10月,《清华周刊》第40卷发表了文心翻译的John Sparrow的《晦涩与传达》,对《荒原》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艾略特的重要性正在于他不屑于模仿一家或一个时期的作风,而是要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识。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诗人曹保华翻译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批评的功能》、《批评中的实验》等重要论文,发表于他主编的《北平晨报》。1934年9月,上海的《现代》杂志第五卷刊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要目预告》,有四篇文章提到艾略特,其中“作家评论”中列有《诗人艾略特》一篇,作者为新月派健将孙大雨。还有邵洵美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李长之《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薛蕙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对当代美国诗坛的主要流派作一鸟瞰式的纵览,并且详尽分析、高度评价了艾略特的《荒原》的艺术成就。
      

       1935年,《清华周刊》第43卷发表了章克翻译的威廉姆森的《T.S.艾略特的诗论》。介绍了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谋杀案》和戏剧《野猫》。1936年12月周煦良译出艾略特的《诗与宣传》,在《新诗》第一卷发表,发现英国大诗人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首诗出名的难译难懂,经过努力,附以详尽的注释,流畅韵籍。
       

      2、后期:1936年-1948年
       

      艾略特在中国传播的后期阶段有以下特点:一、学者们不再满足于课堂讲习和零星介绍而开始了对艾氏经典的完整译介和深入研究,这当中包括赵罗逐译出的《四个四重奏》并发表长篇评论文章、唐提翻译的《焚毀的诺顿》;二、对艾略特的认识逐渐深化,已有为数不少的作家开始接受艾氏之影响,或在创作上认真借鉴他的诗歌艺术技巧,或是在理论上提出中国新诗现代化构想,从而为中国文学史平添不少风致。在1946-1948年,译介活动达到一个高峰。就艾略特本人而言,他的全盛时期已然过去,但是他的诗和他的诗的理论却已造成一种新传统的基础。
      

         1937年,曹保华将自家翻译、发表的介绍西方诗学理论的一些论文结集为《现代诗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批评的功能》、《批評中的实验》等3篇文章。曹保华在序言中艾略特称为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同时又是最重要的批评家。1940年2月,张芝联、宋淇主编的上海《西洋文学》第4期刊载了刑光祖对于艾略特的详细介绍。不仅谈起文学背景,而且深入探讨了艾略特的诗艺技巧(节奏、用典、讽刺),包括价值判断和历史定位:艾略特的诗的感动力是诗的重大意义,震撼全世界,以后的诗人都逃不掉艾略特的影响,自来开创之功,往往不在于其事业本身之价值,而在于其启发后来,使后来更多更强的人来完成他所创始的事业。
      

       在40年代,王佐良和袁可嘉为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王佐良对艾氏其人其诗有浓厚兴趣,拟撰写《艾略特評传》,后因种种原因,仅完成序言和正文5章,连载于天津的《大公报》。而袁可嘉的自传则这样叙述他与艾略特的精神相遇:“1942年,我先后读到卞之琳《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诗》中对艾略特介绍,很受感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这样写的。读到英美的意象派,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更深沉含蓄,更有现代味。”短短两三年,他不仅发表了《托?史?艾略特研究》这类介绍性的文章,而且自1946年起更有一系列提倡借鉴艾略特的学术论文见诸报端,最终构建起“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1947年,杭约赫等人在上海创办《诗创造》杂志。推出翻译专号,系统介绍艾略特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理论。其中包括英国诗人史彭德的《T. S. 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文章认为该诗是“这次战争时期所产生的最出色地是一连串关于时间和无线的观念的默想,它们和伟大的神秘家们的精神活动有许多相同处”;这一时期杂志还有唐提翻译的艾略特的晚期诗作《四个四重奏?焚毀的诺顿》。1948年5月,冯至任主编的大公报发表了袁可嘉的《Eliot(艾略特)》一文。1948年6月出版的《诗创造》12期又推出“诗论专号”。其中《艾略特论诗》介绍了艾略特的“儿童期以来的感觉生活”对于人的一生“带着情感重现”的独特看法,以及艾略特所说的“每个精确的情感都倾向于智力的简明陈述”的观念性见解。
       

        《五》关于T.S.艾略特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由著名诗人卞之琳翻译成了中文。对于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博尔赫斯说,反而我们创造了先辈和传统,而不是传统创造了我们。《荒原》发表后,各种阐释层出不穷,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对西方文明没落的写照。也有批评家从荒原的拯救上做文章,认为《荒原》在本质上与《尤利西斯》不同,艾略特描写了孤苦无援的个人面临无边的黑暗战栗不止,要解决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非人力所及,惟有在隆隆雷声中静候甘霖降临。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回忆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大学生有“开谈不讲艾略特,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可见艾略特对中国文化界影响之大。而如今诗歌处于边缘化状态,艾略特文集的出版令人感到“迟到了20年”。知名文学评论家、复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也表示,翻开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众多著名诗人都曾表示深受艾略特影响,例如徐志摩曾仿艾略特诗风写作《西窗》。卞之琳、夏济安、穆旦等人也都受其影响至深,“从当年的徐志摩、孙大雨到今天的文学青年,几代人读艾略特的旷世长诗《荒原》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难忘记忆”。



      实际上,根据T.S.艾略特的创作思想及其对于先锋诗歌的启蒙内涵来看,关于T.S.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就是美国重农派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折射。这一辐射的属性是深远与恒久的。当以贾平凹,于坚,帕男,沈建浩等中国作家及其诗人创作出充满批判现实主义的乡土及其相关的乡愁作品时,其实就是对于美国重农派的百年呼应及其针对《四个四重奏》的学习与实践。关于《四个四重奏》的学术交流及学术研究仍是当今中国一流文学家及其学术界保持不衰的文学理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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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10 小时前
  • 签到天数: 3464 天

    [LV.Master]伴坛终老1

    发表于 2021-5-16 08:33:05 | 显示全部楼层
    一篇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文章,值得仔细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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