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切斯卡·克里切利：在写作中发现故乡

苗洪

                                             
                                                                                                        弗朗切斯卡·克里切利：在写作中发现故乡



                                                                                                                                 苗 洪



      序言：故乡几乎是诗人写作过程中永不离弃的诗歌主题。自古以来，这种旗帜就一直没有褪色。我们歌颂故乡，本来应该是怀抱一颗纯净且敬畏的心理来抒发。可是，在某个时候，我们笔下的故乡却改变了意味。您可以任意的举起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大旗，对故乡，对城市，对时代，对道德甚至于哲学，政治都面面俱到。在本文当中，我们将引用弗朗切斯卡·克里切利的一些观点及观念来说明故乡的人文层面及神圣页面。

《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对于故乡的陌生与迷失，并不是因为我们离开的太远，而是因为我们强加于故乡许多本不应该属于她的东西。故乡就是故乡，她永远都是那么单纯，那么温馨。也就是在两周之前的2018年4月14日，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第四十九期活动上，克里切利讲述了她关于诗人身份问题的思考以及诗歌与当下生活关系的理解。


  而实际上，诗歌来到美术馆的概念，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发明，而是以现代人的目光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对于艺术来说，仅仅只不过是形式上不同而已，思想及主题却是息息相关息息相通。拥有多元背景及巴西、意大利双重国籍的诗人弗朗切斯卡·克里切利，和其他所有的诗人一样，往往都有过关于身份问题的思考，甚或身份危机，比如从波兰的切·米沃什，不断从英国文化中分离并挖掘爱尔兰民族特性的谢默斯·希尼，或者终以“诗人”身份超越地域和种族身份的德里克·沃尔科特。而被这个问题困扰许久的克里切利终于从艺术的视角出发，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乡思考中发现了身份与故乡的关系。

克里切利的父母分别是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她于1982年生于巴西，然后在这两地以及马来西亚、西班牙、印度、墨西哥等地的不断迁徙中成长起来，可以说天然拥有一个“国际化”的背景。这种国际化无疑给她带来不少养分和便利。“我对阅读诗歌和通俗与历史读物上的文字的着迷不仅仅始于幼年在意大利的生活，更和在马来西亚度过的岁月有关。我11岁到18岁在吉隆坡的一所国际学校念书，花了三年时间从说一门语言到说三门语言，并通过对语言的学习开始感悟并思考人生。”她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并曾用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英语、加泰罗尼亚语等语言写作过。但另外一方面，多元经历和多语言背景也带给她困惑：自己的故乡究竟在哪里，到底是意大利人、巴西人还是一个世界公民？自己该以哪种语言为母语，又该以哪种语言进行写作？ 这段思考期被克里切利视为“身份危机”。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国籍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所有这些经历都是帮助我去理解和感知的素材，最后我可以在创作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身份。”最终她决定把葡萄牙语作为书写语言，至于故乡，则交给文字去自动生成。 许多人都意识到，当前全球的艺术生产语境更加倾向于本地性、民族性和特殊性，简言之，加点民族特色做卖点总不会错。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切利没有退缩，她把世界当作国籍，也把诗歌当作故乡。因此，诗人之所以总是矢志不渝的在诗歌中重复着故乡的话题，一个是为了身份的认同，一个是为了灵魂的归属。而只有当生命与死亡最后都有统一而完整的归宿时，她才是完整的诗人。

  《二》故乡对于诗人身份的甄别及确认是如此的重要。而绘画艺术家樊高最终将生命终结在金色的麦田。中国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也早已在全世界人民那里广为熟知及传播；云南诗人施云的一首故乡很小，改写了广袤大地上的故乡空间。面对日益缩小的故乡空间及田野空间及其对我们身体的挤压，终于让我们重会故乡，无论是肉体的抑或是精神的。三毛的一取橄榄树，让我们只要看见橄榄树，就会看见三毛，看见三毛的精神，看见三毛的身影。当你找到故乡的时候，就等于是找到了祖国。所有昔日的流浪，最终都是为灵魂的回归。中国著名诗人郝书许，帕男等都是具有多重故乡的诗人。而对于郝书许来说，却始终很少触及故乡的题材。因为在他看来，拥有故乡是一种奢嗜。多少年来梦牵魂绕的故乡，在郝书许那里被形容为遥远的星辰。而对于帕男来说，在西北地区多年的生活经历，让他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一只栖息田野的侯鸟。在他所有故乡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葬鸟》；而同样对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一步的沈建浩来说，却表现出另外一种非常特殊的故乡情感。他热爱的汕头故乡及文化，可是诗人向往远方的天性，却始终做着胸怀世界的故乡梦。这或许是应验了克里切利的那句话“以世界为国籍，以诗歌为故乡”。



  克里切利在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书名是《归国》（Repátria）。这个词在葡萄牙文中并不存在，是克里切利自己造出来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名词，同时包含了“祖国”和“一次回国”的意思，有点像是英文里相近的那个“遣返回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去发现我自己的根的企图，也是字面意义上的回到原点，然后感受和珍视至今我被给予和经历的一切。” 在里切利的葡西英三语版诗集《16+1》的序言里，巴西青年批评家卡罗琳·米卡利亚认为，“归国”的行为，归根结底，可以被这样理解：一个人收集了整个世界，而后通过自我表达，为自己建筑了一个被称为故乡的庇护所。在整个汕头地区，尽管没有风吹草底见牛羊的田园风光，但是在他许多故乡题材的诗歌中，都隐藏着一个关于牛羊涌动的故乡梦。



《三》在克里切利看来，诗歌是一种关于抵抗的形式，“比如随着社交媒体和虚假新闻对文字语词的侵蚀，我们正在慢慢失去对文字的掌握。”在此情况下，克里切利认为，诗歌可以承担起赋予文字力量的角色，并由此进一步给予生活力量。克里切利在这其间，她翻译了意大利诗人朱塞佩·翁加雷蒂、马里奥·卢齐、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贾科莫·莱奥帕尔迪、雅科波内·达·托迪和意大利小说家埃莱娜·费兰特的作品（葡萄牙语）。《归国》在巴西和意大利出版后，她又在纽约和冰岛雷克雅未克出版诗集《16首诗+1》。作为研究者，她对意大利诗人朱塞佩·翁加雷蒂的生平史料挖掘独树一帜，她所发现的翁加雷蒂与巴西情人布鲁娜·比昂科之间的持久通信引起了学界的轰动。这些逐渐使她成为当下巴西年轻一辈诗人里在国际舞台上最有知名度的一位。


克里切利的诗歌深邃、内敛，风格硬朗且充满内在思考。尽管她是一位优雅且充满魅力的女性，但在她的诗里几乎看不到身体符号或性别卖点——既然不以地域和民族框定自己，那不以性别标榜也就顺理成章了。我写作的时候总是试图避免情绪的影响，我同样不认为需要有特殊的写作氛围。我觉得创作诗歌无外乎发现与观察。讲到观察我指的是内心与外部世界。我的创作像是一种必需品。”因此在各种意义上，都可以看出她企图成为的是一个不加限定词的“诗人”。“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来形塑生活，这尽管听上去很疯狂。”巴西政治和社会的动荡，让克里切利意识到，有些事是实实在在能做的，但还有一些事必须得通过写作来实现。“诗歌是一种高度提炼的交流方式，它既是一种对当下事件的见证，同时又牵连起过去与未来。诗歌会历经时间洗礼而留存，就像《奥德赛》，就像《神曲》。”


克里切利在诗歌中这样描述故乡情感说：

这是一条遣返灵魂的漫长道路

必须安静下来

才能听到火车站里的旧钢琴上

的手指

这是一条遣返灵魂的漫长道路

路线在骨髓中

陡坡式下降

或者不停地攀升——

为了修筑必须拆除

不要逃避无名的恐惧

不被包容、

不被接纳、不被理解的恐惧



必须一直向前

在烈火中，没有空气

如果疼痛持续

必须鼓起勇气

把面孔映照进

相距一镜之遥的

他人的眼中。



  结束语：克里切利的故乡诗很明显给我们带来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流浪的恐惧感及其对远方的憧憬及理想主义在诗歌中辩证统一的对立存在着。无论是回国也好，回家也好，其实都具有能够找到自己身份的感觉。因为只有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故乡，你才具有尊严及完整的身份。这其实是交织在所有诗人思想中一个极其特殊的矛盾之处。故乡弥足珍贵，但是他们却乐意选择流浪。于是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状况：他们愿意以自己的流浪获得更多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