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的泛滥,最终让诗歌话语的空间无限扩张

苗洪

   序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很多事件都被扯上女权主义，支持的、反对的、摇旗呐喊的、耻笑漫骂的，热闹非凡，不一则足。其实细究起来，在林林总总的事件中，尤其是对于诗歌的性别写作来说，人们对女权的界定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它既是文学创作审丑的前提，也是文学艺术支持妇女解放的支撑与交汇。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在文学创作领域并没有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女权主义，什么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只是披着女权主义的外衣做着和女权毫不相干的事情而已。女性在诗歌中地位变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尤其是瞿永明在诗歌当中，公开以渲染母亲分娩的疼痛与壮烈的手段似乎是将母亲推上了集拯救，博爱的顶峰。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母亲有时候并不是与女性划等号的概念。母亲概念外延的无限扩张，使母亲可以是国家，是故乡，是部落——甚至是所有的栖息之地都可以用母亲的概念去形容，去表达。

  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处乃至到目前为止，在以女性诗人为主要代表的身体写作浪潮中，女性的身体本身也被赋予某种中性化的层面。在身体写作主张那里，女性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既充满着对生物学意义性别特征的渲染，又渗透着每一个部位对传统女性身份的质疑与反叛；而另一方面，随着女性身体本身也被赋予某种中性化层面的状况，又透露出女性诗人对自己性别的不满情绪，她们渴望在被中性化的过程中淡化男女性别的生物学界限及其社会学界面。

  然而，无论是传统的道德观抑或是充满现代意义的道德观却不同意——因为道德体系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性别思考往往是许多道德结构组建的必然课件。而在中国刚刚进入2013年头的时候，中国女诗人余秀华以极其敏锐的触角发现这种性别与道德体系之间不可逆转的关系之后，以一个女性走遍大半个中国的豪情，创立了与回归了道德与性别思考的文学艺术体系。这也使余秀华成为超越以往所有中国女性诗人而成为标志性女性诗人。实际上，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创作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了一个来自道德，社会，时代包括女性本身追求解放的一个又一个浪潮，是世界范围内女权主义泛滥的结果。

《一》女权运动确实为女性争取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让普通女性都更接近理想的生活。在享受女权运动成果的时候，只希望不要再有人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行反女权主义之事。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追溯中可以看出，关于女性本身的性别文学思考由来已久。

   而女权思想进入大众视野大概可以从19世纪算起，但我并不想从大名鼎鼎的夏洛蒂·勃朗特和南丁格尔说起。作为《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婚后发现，她所有小说的版权和全部收入，全都归丈夫所有。出身英国上流社会家庭的南丁格尔，历经无数波折，才终于得到父亲同意支付她每年500镑生活费，得以从事喜欢的护理工作，从而摆脱她认为的“家庭暴政”。

  夏洛蒂和南丁格尔都属凤毛麟角，出身好，又有过人的天赋，尚且不过如此，在那个时代，女权不具有普遍性。那时候关于女权的讨论，大多停留在女性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上，讨论的还是女性是否处于“极其可耻的自我泯灭”，“头脑始终陷于贫瘠和荒芜之中”，写的文章是《论女性的从属地位》。

   我想从20世纪开始说起，因为直到19世纪90年代，“女权主义”一词才由法语进入英语，逐渐普及开来。而即使是最早进入现代国家的英国，也要直到1918年，30岁以上的女性才获得了选举权，才有了理论上的男女平等。从有了选举权到女性真正当选议员，又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过程。你可能难以想象，直到1948年，联合国才颁布法规，规定成年男女“在缔结婚姻、结婚期间和解除婚约时，享有平等的权利”。

   之所以会有女权运动，不过是一些女性知识分子想让自己和更多的女性有正常的更好的生活，从而做的一些努力。正如英国女权主义先锋弗吉尼娅·伍尔夫所言：现在看起来滑稽可笑的事情，曾不得不极度认真地予以对待，你们的祖母和曾祖母中，许多人曾哭干了眼泪。这位扬名于20世纪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尖锐而悲哀地指出：直到1919年，婚姻都是唯一向女性敞开大门的职业。她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房间》里，不过是“要求拥有500镑年金和一个自己的空间”，这被后来的女权主义者讥讽为“针对的仅仅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这样基本的要求，在当时已经只是少数女性可以奢求的。

   更让人意外的是，在最早发表于1929年的《一个人的房间里》，伍尔夫详细描写了她在剑桥大学所遭受到的性别歧视，比如不能进入一座著名的图书馆，因为门口会有人“挡住我的去路，在挥退我的同进，低声抱歉说，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持有引荐信才能获准进入。”不能像男士那样吃鳎目鱼和山鹑，只能喝肉汤和吃牛肉。

   这些事情的发生距离现在不到一百年，而且是在一个精英汇聚的著名高等学府。女性享有基本的和男士同等的权利，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是通过无数优秀的女性和一些男性的共同努力得来的。而另一些男性，则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男人反对妇女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妇女解放这个过程本身更有意思。”


  《二》设想中的女权主义未来与女性诗人身份的思考。如果说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以女性获得选举权而宣告结束，进而在就业、教育、已婚女性获得法律人格的权利等一系列问题上获得了成功，那么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除了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之外，更建立了一些独立的组织，这促使女权主义目标在政府内部得以实现。

  其实女权运动从来都是和其他社会运动分不开的，正是二战造成了太多的男性走向战场，从而很多工作岗位不得不接纳女性，从此更多的女性成了职业女性。而在此基础上，不容忽视的是一个诗歌领域的问题。她们或许是职业诗人，或许是业余诗人的复杂形态，混淆了很多工作岗位不得不接纳女性的非理性状况——因为无论你是否接纳，都不影响一个女人成为一名诗人。如果说以前女权运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发展的影响，那么现在女权运动在更主动地影响社会发展。

   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性别平等已经成为世界主流，当女性有了职业选择的自由、男女平等的权利和对自己身体的权利等诸多权利之后，女权主义运动似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当时光进入21世纪，开始不断有声音出现，宣称女权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英国社会学家西尔维亚·沃尔拜通过研究认为，女权主义时代并没有终结，只是显性表现不如以前那样明显了而已。她认为，当今社会存在许多旨在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的运动，只是不再常常将自己标榜为“女权主义”运动，同时，这些运动常常和其他社会力量结成联盟，所以很难简单地称为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已经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它不再是传统形式的社会运动，而是通过制度化进入市民社会和国家之中。

也就是说，女权主义正在变得更加主流和广阔，它将影响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而不只是女性。在许多国家，女权主义的许多目标都已经被认为是政治的一部分。女权主义也从以往多表现为地方性或国家性事件，转而出现更多的跨国性运动。

当女权运动发现到今天，如果还有人局限于女权主义最初的诉求，未免会流于狭隘。有些人混淆了公域和私域，大众和个体，制度建设和私人恩怨，女权主义成了遮羞布。近年很多被热议和批评的，不过是人的素质问题，实在和女权主义关系不大。

《三》女性理想生活与诗歌思考。两者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关系。我们从很多女性诗人的诗歌主题当中可以明确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她们把打量的诗歌主题只是集中在关于性别的斗争方面。但是她们却始终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她们在渴望美好爱情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美好爱情的由来是与被争斗的性别对象——男性所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关系。

  女权主义的发展，是自我否定和审视的历程。女权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不被大多数人所喜，在内部也有分裂。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女权主义最早的例证就含有贬义。美国女权主义者埃丝特尔·弗里德曼指出，没有几个涉足政坛的女性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样做的女性少得令人吃惊。在20世纪90年代，更是出现了诋毁女权主义的回潮。现在的年轻一代，大概因为生活环境比较舒适，大都对女权主义不感兴趣。女权主义一路走来的被贬损和被误读，让人们几乎想不起来，女权运动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让女性能过上更理想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女权运动其实是卓有成效的。

  几乎被后来所有的女权主义者奉为圭臬的西蒙·波伏娃，她的《第二性》影响了很多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但她的实际生活，却并不那么令人羡慕。她虽然按自己的意愿，求学然后工作，不想像她母亲那样在如山的家务中以丈夫为中心度过一生。但显然，她摆脱了她母亲戴的枷锁，却陷入了另一个枷锁中。

  她和萨特的关系其实是不平等的，萨特永远是主动的，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而波伏娃，一直只能被动地根据萨特的意愿调整自己的生活。所以她会在某些时刻疑惑，是否母亲的传统生活才是幸福的。如果她没有才华，写不出那些引起轰动的著作，她的一生，将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时的社会，女性的选择是狭窄的。那时的女性生活，似乎和幸福无缘。当时那些女权主义者，几乎没有几个人是幸福的。

  十多年前，当《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上映的时候，很多人质疑，认为导演丑化了萨特，但其实，影片更接近我心中真实的萨特和波伏娃。波伏娃不是不渴望真实的幸福的，当她唯一想过嫁给他的美国作家奥尔格林想带她离开的时候，她是用巨大的理性抗拒的。波伏娃去世的时候和萨特合葬，手上却带着奥尔格林的戒指。这是她分裂的一生。时光又驶过几十年，更多的女性终于可以自由地选择想过的生活，当然，一部分原因是现代科技和商业的发展，把女性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


结束语：女权运动确实为女性争取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同时，最终也让诗歌话语的空间无限扩张。而我们从这个女权运动的变迁过程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女性追求理想生活是其合乎逻辑的理想主义思考。但是，诗歌创作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对审美的甄别与组合而建立起来的文学意境。当诗歌成为性别斗争的沙场，实际上就是对诗歌美学体系的瓦解！

李听圃

一分为二看待这个问题为好，就会少了些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