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2021-9-30 2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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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天数: 26 天 [LV.4]偶尔看看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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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您提的问题:现今的鄯善县是否是古代鄯善国的原址?
据网上资料显示,现今的鄯善县,有民族语与汉语两个名称同时并行,这两个名称互相间既无译音关系,也非译义关系。如维吾尔同胞呼为Piqan,汉译则为“辟展”,学术界公认Piqan(辟展)为城名,亦即本唐蒲昌县名的译音《辞海》。;汉名则为“鄯善”。论者多以为“鄯善”县称是由鄯善国而来,这种说法非常笼统。若此种说法仅指“鄯善”县之得名与鄯善国有关,但所谓“有关”并不能说清“鄯善”县名的具体由来;如果此说即魏源“今辟展古鄯善(国)”之说的因袭魏源《圣武纪》(上),中华书局,1984年,161页。,就更成问题了,因为古鄯善国的领土从来没有达到过今鄯善县所辖的地方。那么“鄯善”县名又从何而来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而迄今仍然悬而未决者,主要是受到《通典》有关讹误的影响,以致被弄得相当混乱,甚至成为难题之一,所以“鄯善”县名问题需要与《通典》这一讹误的校正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一、“鄯善”县名源自鄯善人的迁徙 “地名搬家”是历史地名常见的一种现象,一般同人口迁徙相联系,“鄯善”县名正由此而来。公元5~6世纪时鄯善屡遭国破之难,人民多次被迫播越于外,最后,鄯善故地竟成鄯善人绝迹的地方。众所周知,今鄯善县在5~6世纪时乃高昌之地,同鄯善国是为毗邻,因此往往成为鄯善居民逃难避祸之场所。第一,鄯善国位在塔里木盆地东缘,为盆地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5~6世纪时屡遭攻击,多次被灭,从而造成鄯善人口多次向外逃徙,史有明文者至少有以下几例。 (1)《北史·鄯善传》云:“安周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自天竺、罽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遂与连战,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后比龙惧;率众西奔且末。”同书《且末传》云:“真君三年(442)鄯善王比龙避沮渠安周之难,率国人之半,奔且末。”《宋书·氐胡传》云:“元嘉十九年(442)鄯善王此(比)龙将四千余家走。”《资治通鉴》(卷124)所载略同。是公元5世纪40年代鄯善居民有半数,即四千余家已经西迁且末等地了。鄯善王比龙所以能率臣民之半,即四千余户西迁且末一带,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沮渠自东而西进攻,鄯善人只好向更西边的且末躲避。(二)鄯善王比龙之所以能够率其臣民多达四千余户迁居西边的且末,则因为且末一带早已为鄯善王国的属地。史载,东汉明帝时其西之且末、小宛、精绝及戎卢等国,已为鄯善国所并。 (2)《资治通鉴》(卷124)记元嘉二十二年(445)鄯善“闭断魏道,使者往来辄钞却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数年,魏主使散骑常侍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击鄯善”,“万度归至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度流沙,袭鄯善,王辰、鄯善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留军屯守,与真达诣平城,西域复通”。同书同卷又记“魏以交趾公韩拔为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这次事变使鄯善彻底灭国,国王本人被迁往内地,其居民很难不因此而播迁于外。据当时形势看,其闭断魏道应以已迁于高昌的沮渠残余势力为后台,所以,这次鄯善居民之外迁当以高昌之地为主要去处,应为理之自然。 (3)《南齐书·芮芮传》云:“益州刺使刘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国威德,道经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刘悛任益州刺使在永明九年至十一年(491~493)据此,江景玄闻鄯善“人民散尽”事不应晚于永明十一年(493)太久。从历史背景看丁零破鄯善必循焉耆至且末之通道而往,所以,西边的且末和东北面的高昌均是鄯善居民逃往的去处,因为,其北之焉耆已为丁零所据,而东面的伊吾至鄯善间没有直接的通道,必须以高昌为中转。 (4)宋云于神龟元年(518)始出西域,著有《宋云行记》,其云:“从土谷浑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土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土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从时序看“其城自立王”应即5世纪90年代丁零破鄯善国时“人民散尽”过程中逃至附近的残余部分。“今城内主是土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的文字则意味着鄯善国又一次被消灭,在这次灭国过程中鄯善亦必有居民播越于外。从当时形势看,鄯善故地以北至焉耆及东北之高昌都是鄯善居民迁往的地方。 (5)《周书·异域志》云:“鄯善,古楼兰国也……大统八年(542)其兄鄯米率众内附。”此与《元和郡县志》(卷40)所云:“后魏及周又有鄯善人来居之(伊州)”应为同一史实。然而,大统八年已在吐谷浑灭亡鄯善国数十年之后,如上所述,吐谷浑灭亡鄯善国时鄯善人口已经他迁净尽,所以,这里所言之鄯善国王兄鄯米率众之来迁不是来自鄯善故地应当不成问题,很可能来自伊吾附近,而来自高昌地方的可能性最大。从其已经使用汉式姓名看,其同高昌人汉化程度相当深入,并普遍使用汉式姓名的事实是一致的。可见,大统八年以前已有不少鄯善移民定居于高昌国地方。第二,今存史料和其他有关资料中所反映的关于鄯善人迁居高昌的史实虽然比较零碎,很不系统,或者语焉不详,然而,如此事实却非常明显,无可否认。例如,鄯米所率鄯善之众,不是直接来自鄯善故地,而应为已经定居于高昌地方的鄯善移民的再迁移者。另外,《唐光启元年(885)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斯0367号)云:“纳职,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土人鄯伏陀所率“城人”应即大统八年前后移居于伊吾之鄯善人的后裔。“东突厥”应指默啜时之后突厥汗国。默啜时后突厥汗国最为雄张,默啜东破奚、契丹,北讨黠戛斯,西破党项,攻河套地区的昭武九姓六胡州,取道北庭西征突骑施,兵锋直抵中亚地区,拥兵已达40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归附之。伊吾虽为郡而居民主要为“诸夷”。迫于形势伊吾“诸夷”亦在归附之列十分明显。同时已经移居伊吾的鄯善人后裔鄯伏陀“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应在此时。默啜于公元69l~716年在位,可见鄯伏陀们奔鄯善的年代不会晚于默啜被杀之年(716)。据《广雅·释诂·四》:“并,同也”,则“并吐浑居住”当指吐谷浑前来一同与鄯伏陀们居住于鄯善故地事。所以“致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的意思是说,至吐蕃入据塔里木盆地将其属部吐谷浑有关部落迁来鄯善故地,而与鄯伏陀后裔一同居住时,鄯伏陀后代们便“历焉耆,又投高昌”了,由于“不安”才又不得不迁之伊吾。这里说“鄯伏陀后代”是因为鄯伏陀们奔鄯善故地时在公元716年之前,而吐蕃入据塔里木盆地并迁吐谷浑于鄯善故地当不早于8世纪90年代,而此时已晚于公元716年六七十年时间了。鄯伏陀后代“历焉耆,又投高昌”的奔逃方向与此亦相一致,值得指出的是,鄯伏陀后代们“又投高昌,不安而归(于伊吾)”之文当是说这次迁徙本来是以高昌(即唐之西州)为目的地,由于“不安”才又改迁于伊州这样的问题。从西州与伊州同为唐朝之郡县看,这种“不安”似不应来自西州行政当局,因为对于来迁者西州与伊州所执行的政策不应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这种“不安”或应来自早已迁居于此的鄯善同族人。由于高昌地方(唐之西州)早已迁居着大量的鄯善人,鄯伏陀后代所以“投高昌”大约为了想得到高昌同族人的关照,岂知如此愿望未能达到,于是“不安”而东迁伊州之地了。这虽然属于间接推论,然与以下无可争辩的事实相吻合。近代有学者研究高昌国时期民族和人口结构时举出吐鲁番出土文书诸种姓氏有143种,其中出现10次和10次以上者有17种,而鄯姓则居其一郑炳林:《高昌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这些鄯姓无疑即鄯善移民的后代,可见高昌国时鄯善移民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此事实同以上两宗举例相印,足以将较多的鄯善人移居高昌国的问题说得明确无疑。第三,资料表明鄯善人外迁后,一般采取聚族而居的形式,《新唐书·地理志》云:“纳职(县),贞观四年,以鄯善故城置”;《元和郡县图志》(卷40)云:“纳职,贞观四年置,其城鄯善人所立。”《旧唐书·地理志》云:“贞观四年于鄯善胡所筑之城置纳职县。”可见,“鄯善故城”本为鄯善移民所筑,乃其聚族而居之场所。聚族而居,当因语言、风俗习惯的缘故吧。《旧唐书·地理志》云:“蒲昌,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县。”“始昌故城”应为“鄯善故城”之异写,即高昌地区之“鄯善故城”,为移居于此地的鄯善移民聚居之场所。第四,《汉书·西域传》云:“(汉)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此“鄯善”应为汉名,仅限于中原人及通用汉字汉文的少数民族所使用,例如,通用汉字汉文的吐谷浑人就使用汉称“鄯善”之名,然而写为“播仙”。而早期的西域人包括鄯善人自己则仍称为“楼兰”,并不曰“鄯善”,这可以由现存资料中西域人(包括鄯善人)一般仍使用“楼兰”之称,鲜见称为“鄯善”的事实为证据。后来西域人(包括鄯善人)又改而使用了“鄯善”的称呼,这自然是为汉名“鄯善”的译音。如果将此译名的各种译音还原为汉名,无疑就要出现诸多的异写形式。唐史及唐诗中有“播仙”之名,应沿自吐谷浑人的写法,《唐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斯0367)则写为“幡仙”,《大唐故代乐王上柱国慕容明墓志铭》又为“阇甄”。《宋会要辑稿》则为“约昌”,《元史》作“阇梨”,清人则还原为“卡墙”,“车尔成”或“车尔臣”。此均指且末地方的名称然以“鄯善”为原音,本义为鄯善人居住的地方。关于其原音的历史渊源已如前文所述,因为5世纪时鄯善王比龙率国人之半,即4000余户迁之且末一带,于是鄯善人已为且末之地主体居民,而鄯善王又在这里建立了直接统治,这就是人们称且末之地为“鄯善”的原因。此,是为“鄯善”地名搬家的另一例证拙文《“车尔成”原音的历史渊源》,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关于“播仙”或“幡仙”吐蕃文则为CanCan、Cin-Cin或Char-Chan,自然是吐谷浑人“播仙”的译音,回鹘语Qar Qan(现代维吾尔语略同)当源自吐蕃文(Can Can),《元史》之“阇梨”当译自蒙古语,“约昌”又当来自拂林使者的口语。“始昌”应为高昌当地人对“鄯善”的异写,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类似的异写是十分常见的,如地名“交河”往往异写为“交何”,年号“延和”被异写为“缘禾”均可为明显的例证。值得指出的是,若与“阇甄”、“车尔成”、“卡墙”、“阇梨”、“约昌”等异写相较,“始昌”同“鄯善”的读音并不是很远而是更为近似。第五,前文所引“蒲昌,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县”说明始昌故城与唐蒲昌县同为一地。前又述今鄯善县汉语称为“鄯善”,维吾尔语则为Piqan,汉译为“辟展”,而史家公认“辟展(piqan)”即唐蒲昌县名之音译,可见,“始昌故城”、“蒲昌县”、“鄯善县”与“辟展”乃为同一地点之互称。如此事实可为今鄯善县城即唐时始昌故城之铁证,最具说服力。以上五个方面举证的相互印证,应当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明力,无论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还是对音关系,都能够将今“鄯善”县名源自“始昌故城”的问题证明得非常清楚,而毫无疑义。二、关于“始昌城为天山县”之讹《梁书》、《南史》记有“始昌”城名,是始昌城形成较早,而不会晚于南朝的时代。关于始昌城地理位置史籍也有明确记载,《旧唐书·地理志》云:“蒲昌,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者即是。然而,关于始昌城地理位置问题论者却争论不休,迄今无法统一。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6)云:“新唐(书)地理志西州西南有安昌城,疑即始昌,今厅城西南三十里凉州工,名安吉彦,或是古始昌也。”黄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则以为始昌在今托克逊东20里之窝额梯木。冯承钧《西域地名》以为始昌即笃进,在今托克逊县。另有论者又认为“始昌应在新疆托克逊县城以东60余里阿萨尔撒里”钱伯泉:《高昌郡县城镇的建设及其地望考实》,《新大学报》1988年第2期。。这些议论不仅分歧很大,而且与事实都很远。各家所以毫无例外的在古高昌城以西的地方,甚至在今托克逊县即唐天山县寻找始昌城地望者,当然有其一定的原因。《通典》(卷191)所云“始昌城为天山县”正是诸家无不在古高昌城以西,包括唐天山县寻找始昌城所在,并且无视《旧唐书·地理志》:“蒲昌,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县”史文的依据和原因。论者一般以为《旧唐书》成书在唐朝之后,而《通典》则为唐人作品,属于当代人写当代事,所以认为《通典》之文比《旧唐书》更可靠一些。从表面看,这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其实《通典》:“始昌城为天山县”属于笔讹,而行文过程中的笔讹并无时代远近先后的区别。除此之外,《通典》还有“东镇城为蒲昌县”之笔讹。这二则笔误合起来即“始昌城为天山县……东镇城为蒲昌县”的笔误。前节文字中关于蒲昌县与始昌城同为一地的确证,实际上已经证明《通典》:“始昌城为天山县”不过是“始昌城为蒲昌县”的笔误,而下节文字还将证实《通典》:“东镇城为蒲昌县”又即“东镇城为天山县”之笔讹。这两起证明综合起来进而可知《通典》:“始昌城为天山县……东镇城为蒲昌县”的笔讹实在是“始昌城为蒲昌县……东镇城为天山县”文字的颠倒。这种颠倒的事实当能将《通典》上述讹文属于笔误性质,而非其他讹误的问题说得比较清楚。《通典》如此讹误属于行文过程中文字互相颠倒的事实与前节唐蒲昌县与始昌故城同为一地证明的相结合,进一步将始昌城位在今鄯善县的问题印证得明确起来。三、关于东镇城地理位置问题《通典》:“东镇城为蒲昌县”本为“东镇城为天山县”之笔误,而论者却未深考,又由于唐时蒲昌县治在今鄯善确为事实,而无疑议,于是便以《通典》如此笔误为依据,而无不在唐蒲昌县境即今鄯善县地理范围内寻求东镇城的位置所在。然而都不得要领。《辛卯侍行记》(卷6)云“东镇城在辟展之东”,黄文弼以为东镇城在今鄯善境汉墩至柯柯雅之间,《西域地名》则认为东镇城就在“今新疆鄯善县治”。这些说法离事实都很远,显然不能说明问题。事实上东镇城并不在高昌国东境,与唐蒲昌县地望也不相干。东镇城之名在《通典》仅为一见,而在所有其他史籍中亦未见及,对此名称的突然出现又突然的消失,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东镇”之名应为高昌国某城名的一种异译而已,别的解释是没有的。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灭高昌,唐朝立即以高昌国故地为西州,下设五县,东镇城是为其中五县治所之一,如此事实足以说明在高昌国时代东镇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城镇了,可见,作为高昌国重要城镇之一的东镇城早已存在,只是在此之前乃以别的译名而见称罢了。又考虑到高昌国地处塔里木盆地东缘并为盆地东部门户,并属于多民族聚居之地,因此“东镇”之称的原音为少数民族语言最为合理。《梁书》、《南史》及《慈恩寺传》等有“笃进城”、“笃进”与“东镇”读音就十分近似。《西域土地人物略》云“(苏巴什)北有光真城儿”,今有学者指出“光真城儿显系免真城”的笔误刘迎胜:《元代畏兀儿地名及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4期。。从《西域图志》托克三条所载“自此南行十里至苏巴什塔克”的事实看此“光(免)真城”实指托克逊城而言。从对音关系看,“免真”、“笃进”读音甚相吻合,而“东镇”与“免真”的读音就更相近似了,可见“东镇”、“免真”、“笃进”皆同名之异译。岑仲勉指出维吾尔语Toqsun即《南史》之笃进,《唐书》之天山县,《元史》之他古新,《西域行程记》之托逊,《同文志》之托克三或托克逊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735页。,这就从地望角度把东镇城即免真城或笃进城,亦唐之天山县即今之托克逊县之地的事实证明得异常明确。既然,《通典》之东镇城即《梁书》、《南史》及《慈恩寺传》之笃进或《西域土地人物略》之免(光)真城,亦而《唐书》之天山县治已被证明,那么《通典》:“东镇城为蒲昌县”之文显系“东镇城为天山县”之笔误便可不言而喻了。如此证明同上文《通典》:“始昌城为天山县”乃“始昌城为蒲昌城”之讹的证明正相一致。这种一致不仅确证《通典》:“始昌城为天山县……东镇城为蒲昌县”实为“始昌城为蒲昌县……东镇城为天山县”的互讹或倒文(这种倒文显为笔误之所致),而且,从反证方面证实《旧唐书·地理志》:“蒲昌,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县”之文确实正确无误,自然也就从反证角度验证了今“鄯善”县名实即“始昌故城”之称的沿袭,这样,“始昌故城”不过是“鄯善故城”异写的事实也就再次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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