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7日 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

1945年9月17日 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



      在日本帝大读书时的郁达夫
　　郁达夫，１８９６年生于浙江富阳。
　　郁达夫的故居坐落在浙江富阳镇鹳山西端不远处一条普普通通的满舟弄（今称达夫弄）里。一道低矮的围墙内，有个小庭院和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开间楼房。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９日晚，他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失踪，９月１７日遭日本宪兵杀害。他的海外蒙难成了震动中国文坛的要闻。与他同垒战斗过的郭沫若说：“郁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
　　郁达夫作为一个作家，他不失为觉醒的民族革故鼎新的英雄。１９２１年６月，在他的东京寓所宣告成立的创造社，给略显岑寂的“五四”新文坛带来了强大的活力。同年秋，他返沪接替郭沫若主编《创造季刊》创刊号，并梓行了他的第一部、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小说集《沉沦》。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它无情地轰击了封建礼教这座禁锢人性的巴士底监狱。它把一个弱国子民的七情六欲受压抑的情形公之于世，使小说以矫枉过正的方式突破了世代沿袭的儒教伦理禁区。它以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灵魂，呼出了渴慕祖国富强的声音，凄楚动人。以后郁达夫又写了《茫茫夜》、《茑萝行》等50余篇小说，多带自叙传性质，对于我国封建史家多撰帝王将相家谱，鲜见作家真诚的自传这种偏枯情形而言，也是几无前人的壮举。他的小说不愧是“五四”时期最强烈的个性解放的宣言书。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可是说实在的，他那支自由脱俗且富有情韵的笔更适于写散文和诗。他的小说也是“散文的”、“诗的”，宛一首首抑扬顿挫的独奏曲或回肠荡气的咏叹调。“五四”时代是短篇小说的界，郁达夫以其真率和才情，足以风靡一时，成为受众多文学青年师法的名家，鲁迅之外无出于郁达夫之右者。他推进小说散文化和诗化，对于革新以故事情节作为主干的古典小说而言，是功垂竹帛的。
　　“与其称他作小说家，还不如称他作诗人的好”，郁达夫如此谈论《茵梦湖》的作者施托姆。其实，郁达夫本人的小说有诗，散文是诗，他自称旧诗于他“性情最适宜”。“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这是作家的自述。“他的旧诗词比他的新小说更好。”这是一代诗豪郭沫若对他的论定。郁达夫的文学生涯，以旧体诗起步，又以旧体诗绝笔。他对旧体诗造诣很深，平生所好是李白的飘逸，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的“晚唐风度”，吴梅村的沉著深婉，龚自珍的清奇通脱，尤其是黄仲则的沉痛辛酸。但他的作品依然令人感到愈来愈浓的民族气质。中外文学的双重深厚的修养，玉成了郁达夫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不朽业绩。
　　郁达夫不折不扣地属于“五四”时代。当30年代社会思潮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之时，他有所徘徊。他曾经列名为“左联”的发起人，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又举家移居杭州，象中古名士一般寄情山水。这种思想情调在抗日战争中获得血与火的淬砺，大为改变了。他于１９３８年底携眷赴南洋，从事海外抗日文化工作。他写了大量战斗性的政论、文评和杂感，严正开朗，正义之气和爱国之情萦绕笔端，早期文学中的感伤情调和中年行事中的名士作派已经荡然如洗了。新加坡沦陷后，他曾在苏门答腊与日本宪兵部苦心周旋，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印尼群众和华侨。不幸因民族败类告密，在人民欢庆抗战胜利之秋，在离祖国千里之遥的岛国荒野上祭了法西斯分子最后一挥的屠刀。他以血铸成了慷慨苍凉的绝唱：“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他以血凝成了一个维系着民族命运的希望：“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
　　１９８５年８月３０日，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烈士遇难４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郁达夫‘失踪’已经整整４０年了。‘失踪’两个字是我加上去的。１９４２年新加坡沦陷以后，他和我们一道，隐姓埋名，流亡在苏门答腊。他本可以回国，但不愿意回国。不幸他被当地日本宪兵发现懂得日本话，就强迫他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他在暗中帮助了印尼人民，帮助了华侨。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的抗日的知识分子，知道日本的残酷暴行很多。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日本宪兵一定要消灭抗日的知识分子。这种非法暗杀行为是‘战犯’干的。战犯这个名称，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我在１９４６年写给全国文艺界协会的一份报告书中说过：‘从达夫一生在文艺上的造诣以及他在沦陷时期的言论行动来看，我不能不承认他有他的伟大。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还是坚持以上这个基本看法。我觉得，现在我们纪念郁达夫，对这位现代著名作家的艺术倾向和政治态度作出评价，首先不应忽视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他所坚持的‘五四’精神。”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７日，新华社报道：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１９６６年，他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铃木正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郁达夫被追认为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１９５７年６月颁发了烈士证。

1926年与郭沫若（后中）、成方吾（右）、王独清（左）等人创造社成员在广州

1938年与郭沫若（中）、埃德加·斯诺合影

一。

郁达夫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作家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王映霞在今年2月6日，以92岁高龄在杭州辞世。

郁达夫早于1945年9月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终年41岁，逝世至今虽已超过半个世纪，但其人其文从未被人们遗忘，他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以及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未有人加以否定。而王映霞则一直以“郁达夫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广为人知，王映霞在自传中也不讳言，“如果没有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在中国近代作家之中，郁达夫其人同时也是一位很具争议性、很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与王映霞之间那一段以激情始，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经轰动一时，他们之间的离合悲欢，多年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

娶元配成全母亲

和当时其他文人作家不太一样的是，郁达夫对自己的生活与感情世界有非常坦白直率的表露。

结识王映霞时，郁达夫已使君有妇，在其著作《日记九种》（1931年，北新书局）中，他对自己在元配妻子孙荃与王映霞之间的犹豫、彷徨、痛苦、忏悔与激情都作了直接的流露，并未加以掩饰。

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也记下了他追求王映霞的经过，以及其间所遇到的挫折和痛苦。郁达夫说过，他与孙荃的结合，是为了成全年事已高的母亲的心愿，他与孙荃的婚礼也由其母亲包办。他与孙荃结婚之后育有二男二女。孙荃虽也识字，也懂写诗，但郁达夫对于孙荃，始终欠缺一份激情，最后还为了王映霞演出抛妻弃子的一幕。

初识王映霞一瞥惊鸿

当郁达夫在友人孙百刚家中初识王映霞时，一瞥惊鸿，惊为天人，而王映霞在认识郁达夫之前也已读过郁达夫早期的代表作《沉沦》，对其才华也很仰慕，但两人相识时，不但郁达夫已然使君有妇，即使王映霞亦已有婚约，二人的交往因而困难重重。

郁达夫为了赢得王映霞的欢心，写了无数的情书给她，这些情书也和其日记一样，对其情感有直接的流露，虽面临挫折与困境，他仍然毫不间断的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给王映霞。

1927年1月28日，郁达夫为了阻止王映霞嫁为人妇，给王映霞写了一封情书，信中说：“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为了说服王映霞，郁达夫还极尽劝服的能事：“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弃……”

此外，两人热恋期间，郁达夫也写给王映霞无数情诗，其中一首常为人传诵：“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王映霞终于为郁达夫的一片痴情所感动，于1928年2月与郁达夫在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据说两人的婚事还轰动杭州全城。当时柳亚子并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

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后也有过一段甜蜜丰裕的日子。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只可惜，两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12年，王映霞终究没做成郁达夫所谓的“自由的女王”。

毁家诗纪暴露家丑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异，导火线是郁达夫认为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过从甚密。有一次，两人经过一番争吵后，王映霞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竟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从那时开始，两人关系愈闹愈僵。

郁达夫所登“寻人启事”内容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常事。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

“寻人启事”刊登后，郁达夫和王映霞经过许多朋友的从中调解下，一度捐弃“前嫌”，决定和解，为此，王映霞要郁达夫刊登“协议书”才肯复合。

郁达夫的性格，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其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这一点，在他处理与王映霞的婚姻关系中表露无遗。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其《毁家诗纪》一度万人争诵，主要原因是郁达夫在这些诗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隐与“家丑”，包括他对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怀恨之意，而《毁家诗纪》一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离意，两人的婚姻至此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王映霞也曾住过新加坡

郁达夫、王映霞和新加坡都有过一段因缘。1938年年底，《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去主编副刊《晨星》，为了忘却过去的不快，郁达夫在王映霞同意下，两人携带着次子郁飞从中国到新加坡来，住在中鲁中保路22号的公寓式楼房内。

在旅居新加坡期间，郁达夫曾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等重要职责，并主编《星洲日报》、《华侨周报》副刊，写下不少政论文章和旧体诗，宣传抗日。

但旅居新加坡两年期间，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感情并没有好转，王映霞因为不堪夫妻关系愈来愈恶化，有一度，还只身远赴印尼廖内岛端本学校担任教席。然而，对于廖内岛的落后荒凉，住惯大城市的王映霞毕竟未能适应，只不过一学期的时间，王映霞又回返新加坡。过了不久，两人终于协议离婚，据说，分手前夕两人还在南天酒楼饯别。

王映霞是于1940年孤身回返中国，郁达夫则带着郁飞继续留在新加坡。一直到1941年年底，郁达夫才安排当年13岁的郁飞在红灯码头上船离开新加坡。

郁达夫的新加坡情人
在感情上，郁达夫似乎从未出现过空档，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后，郁达夫很快另有情人李筱英，两人在新加坡曾同居一段时日。几年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五集电视剧《郁达夫之死》第一集开始，就出现李筱英即将随英军情报部人员撤退，临别前与郁达夫依依话别的镜头，两人难分难舍，牵动了观众的心灵。李筱英与郁达夫年纪相差近二十岁，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华语及英语，中英文的造诣都很不错，不论才貌都非常出众。
郁达夫的次子郁飞并不讳言郁达夫与李筱英的这段交往。郁飞1992年接受访问时说，李筱英有一度还因为租不到房子，住到他们坐落在中鲁忠坡路的寓所去。郁飞印象中的李筱英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子，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的《华侨周报》，也得到当时在英国宣传部做事的李筱英的协助，在《华侨周刊》连载的《瞬息京华》译文，则是两人合作的成果。然而，也许是缘分不够，也许是时局使然，郁达夫与李筱英最终还是各奔东西。
郁飞眼中的郁达夫
在郁达夫的8名儿女之中，郁飞可说是同父亲相处最久，也较有机会了解父亲的一位。1992年，郁飞曾与“郁达夫研究学会”一行5人到新加坡访问，在接受访问时，当年64岁的郁飞说得诚恳：“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郁飞在访谈中也不讳言，作为郁达夫的儿子，眼见父亲在个人生活与婚姻上的不幸和失误，心中难免有所感触，他说道：“我一直不想作文人，也许也是因为如此。”
王映霞的第二次婚姻
1940年，王映霞在新加坡跟郁达夫协议离婚后，只身回返中国，并于1942年在重庆与钟贤道结婚。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任职于重庆招商局，在当时拥有相当地位与实权。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十分隆重。章克标著的《文苑草木》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
王映霞再婚后，与钟贤道生了一子一女，一家定居上海。对于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如果没有后来一个他（指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漂泊不定。”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诗为证：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郁达夫新加坡女友李筱英
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重回他的怀抱，真是痴心妄想，太过天真。
后来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 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 那时李筱英是守活寡的怨妇、郁达夫是离了婚的鳏夫，同病相怜，也不怕人言可畏。 稍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迫近新加坡。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娶了华侨少女何丽有为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郁达夫无缘无故地被人诱出杀害，尸骨无存，享年五十岁。后来谣传又起，给郁达夫加上了一条为日本宪兵队任翻译的汉奸罪名。至今郁达夫之死，仍然是个迷，好事者猜测，多半是戴笠的军统趁乱世所为。
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何丽有
王映霞回到重庆，就不记得她在浙西的老母了，住到重庆乡下的白沙江滨疗养。三个月后，由戴笠介绍进入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的科员。按说她已是三十四岁的女人，是 “烂渣滓”的尴尬年龄。她却不服老。上班的第一天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登三寸高跟皮鞋，加上她那“荸荠白”的皮肤，确实是艳光四射。她款摆腰肢走进办公室时，那些出出入入，口操外语的时髦人物，顿时感到眼前一亮。王映霞清楚地知道，红颜易老，青春不再，她必须有效地把握这所剩无几的美艳姿貌，而且还要尽量摆脱“郁达夫弃妇”的阴影。于是努力重塑淑女的形象。除了化妆和衣着外，往日故交在重庆的反而很少往来，谨言慎行。不久，经过小心肆应，又重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商会会长王晓籁成了她的干爹。王映霞凭她的家世、学识、美艳、机敏，再加上岁月的磨炼、爱情的波折、饱经世故，已是人情练达，还有人见人怕的戴笠撑腰，真是左右逢源，无往不利。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王映霞与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贺客如云，连施蛰存都去拍她的马屁。为她赋诗：
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
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
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
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一九四六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王映霞顿失凭依，辞去外交部的文书工作，急流勇退，过着朴实无华的主妇生活。随丈夫到了芜湖，生了一子一女。
几十年过去，人们仍谈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郁达夫曾当面骂王映霞为淫妇。 王映霞直到八十岁的高龄，笔下仍称郁达夫是“疯子”。为维持自己的老面子，始终不曾有忏悔的意思。德国有一位汉学名家马汉茂，出版了一本有关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变的书。公布了一把王映霞写给情人的书信，迫使王映霞写了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 的长文，在香港的《广角镜》杂志上发表，无非是替自己遮掩，始终不承认自己当年的丑事。反正郁达夫已经死去多年，只能听任王映霞云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