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独享独行 于 2016-3-31 11:02 编辑
先生最后的日子
先生最后的日子，是我心壁上永远不能触摸的痛，而且是那样的痛彻心扉，不能自已。 1981年春节前，先生的病情处于相对稳定期，转氨酶和黄疸指数接近正常，腹水也消退了，其他那些肝脾肿大、白细胞、血小板低下都是慢性指标，已难以恢复到正常水平。只是肝硬化晚期合并的末梢神经炎日益加重，两下肢无力，行走越来越困难了。先生他自感来日不多，也由于他曾经失去人身自由一年零三个月，想趁着病情相对稳定期回老家一趟，看看亲朋好友，散散心，放松一下，怕再复发严重了就没有机会回去了。同时也是为了联系新工作单位，他希望能亲眼看到把我们母子调回老家，他就是走了也可以放下心了。所以就决定回老家过年。 由于政治上的，他身体上的，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已有10年没有全家回过老家了，虽然他只有一个亲哥哥，而我还有80岁的母亲在老家，也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和孩子小，无法照顾才送回老家的，我早就应该回去看看了。回到西安后，住在他哥哥那里，先去医院给他做了全面检查，然后就忙碌着拜访熟人联系工作，几次去了同学家里，回来时下了车，他已经无法行走，只好让他先在车站等着，我回去推了自行车来推他回去，他一米八二个头，推着他跌跌撞撞的走着。那时没有出租车，我们也没那意识。后来，他就无法再出门了，联系工作的事都是我带着他写的我们两个人的简历去联系的。回我们家要走几里山坡路，他没法去，只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去看我母亲。 由于假期有限，我们只住了10天就回青川了，这次回来是他最后一眼看家乡。3月底，他在吃酵母片时不慎划破食道粘膜，因为他是肝硬化晚期食道静脉曲张引起吐血，住进了我们医院内科。4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上班，一位护士来说他找我，我疾步走进病房，看见厂里的专案组人员坐在那里，他的脸色铁青，手在哆嗦着看文件，我已经明白了一切。他把手里的文件递给我看，文件的基本精神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他的所谓罪行还和“文革”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时几乎是一模一样，除了那些“专横跋扈，走白专道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黑秀才，想让全国人民喝西北风，想让资本主义复辟”等等的公共用词外，就是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上线。我当时也很气愤，对先生说你不能签字，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还是这样的观点。后来，先生没有在文件上签字，说他要写申诉。 当晚，我扶先生回到家里，他坐在缝纫机上写申诉到天亮，实在支持不了了，把笔一甩说：随他们的便去吧！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后来，是我帮他改好后送上去的。这次找他谈话，使他在精神上再次受到打击，导致他的病情突然又恶化，那天下午他回到病房后情绪就特别异常，紧接着出现恶心、厌油、尿少等急性发作的先兆，眼睛、皮肤也逐渐变黄了，肝功检查出来后证实了一切。有了黄疸就不能再在内科住了，需转传染科，这时已到了4月30日，先回家等过了五一再去传染科。 传染科在内科大楼对面的小山顶上，离我们家属楼也就300米左右。5月3日早上，等孩子上学和上幼儿园后，我送他去医院，出来后站在门口，他久久望着家里不肯转身，我搀着他下楼梯时，他叹息着对我说：这次我怕是再也回不来了。我心里虽然也很明白，但还是强忍着眼泪说：“你一定能回来的。”下了楼，我架着他艰难的一步一步向那座山走去，他不时回过头再看看我们的家。孰料，1981年5月2日是他最后在家住的一个晚上。5月3日走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 住院当晚，吹大风，他不让我在医院陪他，让我回家照看孩子，我回去把孩子安排好后还是放心不下他又来了。第二天，我找了老乡黄长学晚上来家里陪孩子，我就安心的晚上陪他了。开始几天，我白天还在上班，只能下班后来看他，我在他跟前放了一个小本，一条软尺，让他自己定时量腹围并记录下来，还要他记录自己的饮食种类和量、尿量和次数。几天的治疗，他的症状没有丝毫好转，腹水越来越多，腹部膨隆不能弯腰，皮肤黄得发绿。前一次他发病时，我曾背水一战回西安给他买过人体白蛋白，让他转危为安。而这次，我觉得他随时都有危险，我不能再离开他了。后来通过在兰州的一位亲戚，买来几支白蛋白，但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杯水车薪了，打过后没有任何的起色。 5月12日晚，他的精神出现异常，烦躁不安，彻夜未眠，给我交代了很多后事，说我跟他吃尽了苦头，他没让我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他说他绝对相信我能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也相信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他。他不让我哭，说我哭他会更伤心。说他的丧事从简，我和孩子以后还要生活等等，实际上这是肝昏迷的先兆。 这一夜，是他最后清醒的一夜。13号早上我去向医院和他的单位宣传科汇报了他的病情变化，并请了假来陪他。然后回家给孩子做饭，给他做了他最爱吃的新鲜马铃薯面糊，还有别人送来的新鲜竹笋，他说好吃，但他的手已经不会拿勺子了，我喂他还吃了一小碗，这是他吃的最后一顿饭。近中午时，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开始昏迷，被送进了抢救室。我安排人给他唯一的哥哥和我的侄女发了电报，告知他病危，也安排人去给他准备寿衣，同时把理发工具拿来给他理发。几年前，是因为他长期生病，外出不方便，我才专门向别人学会了理发，此刻，我的泪滴在他的脸上、头发上，而他已经失去知觉，不认识我了，我的心在滴血……给他理完发，我站在他的病床边，守护着他，朋友来照了两张像，留下这最后的瞬间。 14日凌晨5点，他突然清醒了，和我又说了很多话，叮咛这叮咛那。上班后，厂里的领导和各车间的人成群结队来看他，他还能和大家打招呼。整个上午，小小的传染科山头聚满了人，他毕竟曾经是厂里被批判过的“公众人物”。中午，大儿子一放学就来到他的身边，他给儿子交待要听妈妈的话后就又昏迷了，他再也没有醒来过，无论我们是怎样的悲痛，怎样的去抢救他，他都全然不知了。5月19日下午5点45分，他终于走完了自己45年多灾多难的人生路，解脱了……只是他走得是那么的不甘心，那么的委屈。 那晚，我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火化，同事劝我去医院先借钱办他的丧事，我没有去，我也没向单位提任何要求，我要用自家的钱给他买骨灰盒，为他送行。他的后事处理，是在他离去35天之后，我为他讨回了公道，在他的追悼会上，由厂部办公室主任致的悼词里，有这样几句话：“……学有所成，刚正不阿，从不曲意迎合……路漫漫兮，其修远兮……他短暂的一生都在不断的求索……”这是对他才华和人品的客观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他若有知，竟会含笑九泉。 26年过去了，正如先生生前所言，没人能取代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都不曾忘记过他， 都会想念他，曾经的点点滴滴无需刻意用笔去记录， 都会在我脑海中回放。 先生，你在天堂等着我吧！
2007-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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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7 06: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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