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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诗歌篇)——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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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0]以坛为家III

    发表于 2015-9-26 18:57: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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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报》微信: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诗歌篇)
    屠岸。峭岩。曾凡华。大解。西川。欧阳江河。刘立云。臧棣。蓝蓝。
      主持人语
      何建明: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我们的民族,几千年来一直伴随着诗歌的节奏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文明。无论古代,还是当代,无论是旧体诗,还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新诗,或以抒情展开叙事,或以叙事传扬感情,诗人的诗情与诗意中,无不怀有自我的心事和心思,或对某一特定的事物的关注,并以诗歌语言进行叙述。《尚书·虞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古人最早的交流与传史方式,其实都是通过诗歌来完成的。因为诗的简约、诗的灵动、诗的丰富、诗的凝练、诗的独特、诗的透彻、诗的狂澜、诗的细腻、诗的优美,皆是其他文体难以呈现的,因而以诗歌方式表达情感、描写事端、张扬理想,都广被历代诗者所运用,并且留下无数经典之作。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孔雀东南飞》《格萨尔王》等等,都是经典的叙事诗,都深刻地记录了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国的读者,从古至今都在用诗歌抒扬梦想。如今,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实现中,无疑为当代诗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彰显才华和献力的机会。强盛的时代、进步的过程、变迁的历史、生动的现实,都可以成为诗人歌者的用武之地。我们期待诸君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就像一起听首撼心动情的诗篇——
      屠岸:
      自由诗与格律诗
      总有人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史诗,比如希腊有“荷马史诗”,古罗马有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等等,就是中国没有。我说中国也有,比如蒙古族的《格萨尔王》、汉族的《黑暗传》等。中国有史诗,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作品都在讲中国故事。还有一些叙事诗,比如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等,也在讲中国故事。而到了现代,也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毓棠的《宝马》、冯至的《蚕马》等长诗。
      讲述中国故事,需要对新诗的形式进行一番研究。谈到新诗,很多人认为只有自由诗,其实还有格律诗。自由诗的例子很多,比如郭沫若的《女神》,就是早期著名的自由诗。艾青写的大部分是自由诗,比如《大堰河我的保姆》,当然里面有节奏有音乐,但它整个是自由诗。但格律诗也不少,比如朱湘的《采莲曲》、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卞之琳的《断章》等都是格律诗。因此,不是只有古代才有格律诗,应该有两种,一种叫做古典格律诗,一种叫做现代格律诗。
      那么,这些问题跟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可以联系起来思考,就是不管你是格律诗,还是自由诗,讲的都是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感情。而且中国诗坛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后,依然有好多人写古典格律诗,比如鲁迅、聂绀弩等,但这些作品在平仄、押韵上可能没有那么严格了。这个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好像没有,因为我懂的外国语言也很少,不能完全确定。在中国,用文言文来写诗的太多了,用很严格的格律来反映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代语言——文言文,只是部分地退出了自己的阵地,它依然存在于今人写的旧体诗中。
    我想,旧体诗不是“旧诗”,比如鲁迅写的律诗,形式是旧的,思想是新的。“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样的作品,其所表现的思想完全是新的,跟时代是紧密结合的。聂绀弩的诗歌同样如此。看来,无论哪种诗体,都可以用来很好地讲述中国故事。
      峭岩:
      长诗,时代的黄钟大吕
      长诗和短诗相加,构成璀璨的诗的园地,像百花群一样。但总有牡丹、月季、荷花、金达莱,跃居花丛,成为国花或市花,以其独艳被更多的人记忆。
      如果说讲好中国故事,用长诗来承载这一命题最合适不过了。它以宏大的叙事架构、绵延不绝的抒情渲染、跌宕起伏的情节造势,更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引领性,也更能体现诗歌艺术和生命承载,更能体现诗人的人文关怀和精神维度,以及写作的难度和价值。世界上的长诗名篇,有“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艾略特的《荒原》等。我国的长诗从古至今也数不胜数,像白居易的《长恨歌》、蒙古族的《格萨尔王》、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阮章竞的《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闻捷的《复仇的火馅》、贺敬之的《雷锋之歌》等等,都带有那些时代的印迹,引领并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诗歌创作和发展。
      近30年,诗歌悄然行进,长诗创作也并未停止。从资料上看,有很多诗人出版了几十部长诗。但遗憾的是,知道的人并不多。我本人自1976年以来,从写白求恩的《高尚的人》开始,至今已出版了《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遵义诗笔记》等11部叙事长诗。可以说,在长诗创作上有一些体会。
      现在我们呼吁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表现中国梦,长诗责无旁贷。有以下理由:
      一、当今的中国是诞生长诗的时代。泥沙俱下的时代,是最能产生大诗人的时代。大诗人、经典长诗的诞生,概莫如此。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比任何时代都复杂、纠结、博弈、困惑。信息化把人们推向不可知的“深渊”。对和错、美和丑、假和真、荣和辱混杂在一起,简单的审美判断难以把握。正是这种复杂性,锻造了生命之美、人性之美、善良之美、理想之美。
      现实已具备了长诗的元素。几十年的博弈中已涌现出一大批像焦裕禄、邓稼先、牛玉儒、杨建业等英模人物;像三峡大坝、长江大桥、航母导弹工程、登月工程等一大批国家工程,还有希望工程、城镇化发展浪潮、“一带一路”构想等等,彰显出中国不断前进的信心。一段历史就是一首长歌,一个楷模就是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一首荡气回肠、站立的长诗。
      有一次,我看央视3台的节目《开门大吉》,歌手郭蓉唱《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她自己唱得热泪横流、情不可遏。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说明祖国的进步奠基了民生的全部,党的灵魂已深入人心,这种感动来自方方面面,来自历史深处。这是长诗诞生的庞大根基。
      二、本土性的依赖,是写好长诗的前提。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诗歌传统美学,是本土性的惟一要素。本土性也包含地域性,藏族诗歌有禅性,蒙古族诗有雄浑之劲,陕北晋地诗有民歌之风,汉及其他民族有田园性等。因此,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甚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本土性”,形成了写作的参照系,不容置疑。
      另外,社会在变,读者变了,语言习俗也在变,网络语言盛行。人群结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诗不再扼守“琅琅上口”、“妇孺皆宜”的旧约,诗人们破风而行,向感悟时空突进、向语言极致突进、向文本自身突进,正创造着一种全新的“中国体”。
    对于西方的诗歌传统,一味效仿是不行的。借鉴其精华、为我所用,才是明智的选择。让本土性溶入血液,支撑主题、语言与意境。写历史没有隔膜感、写今天没有陈旧感、写情节没有冗赘感,追寻长诗的大气、厚重、庄严、高妙,以及别具风范的品格,是我们的愿景。
      曾凡华:
      传播好中国声音
      诗歌怎样才能传播好中国声音、讲述好中国故事?如何才能“走出去”、融通中外?这是当下诗坛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中国诗歌百年来的改革,到了如今这个模样,到底有多少融通中外的新表述?有多少走出国门,为世界所接受、所认可,从我个人到一些国家所了解的情况看,是不理想的。
      5月份在美国书展上,中国是主宾国,何建明带领的中国作家团里也有赵丽宏、蓝蓝等中国诗人。我参加了诗评家李黎的《诗是什么》英文版在会展上的首发式,也带去了北塔主编的《中国诗选2014》中英对照版、我和李小雨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朗诵诗选》等书籍参展。但说实在的,中国诗歌在国外的反响并不是很大,中国诗歌要“走出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时期以来,我们对世界多国诗歌的翻译研究工作做了不少,现在仍在做,最近线装书局出版了英汉对照版《英诗三百首》,还有一套“世界著名诗人作品新译”丛书也将出版。而外国人对中国诗歌却知之甚少。我们也在努力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把中英对照版《中国诗选2014》带到美国书展,就是想把中国当年度较优秀的诗推荐出去。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中国诗歌学会主编、李瑛作序的诗集《世界声音》,收集了世界各国的诗人在“二战”期间的优秀诗作。纪念历史是为了不忘历史、总结历史,只有把和平的道路踏实了,我们才能真正地告别战争,放心大胆地往前走。战争与诗歌,距离很远,却又很近。这是因为诗歌取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对生活的高度浓缩,是对人的生死和人类精神世界的精 阐述。参与和见证过这场战争的人们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战争的火热诗篇,它们或恢弘悲壮或细腻哀婉,无一不是发自肺腑,撼人心魄。
      中国古体诗,特别是格律诗,擅长情景交融,追求的是意境,但往往要回避形象的塑造和逻辑的阐述。在律诗、绝句中,句与句、词与词之间语法关系的省略,导致较难表现复杂的思想。有时候,只能通过注释来判明诗内意旨。
      西欧包括俄罗斯的浪漫主义古典诗歌,都追求情与理相互交融的境界,与我国古典诗词所追求的情景交融有区别。雪莱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暗示了丰富的哲理关系,是情与理结合得比较好的例子。西方诗歌讲激情、讲直抒胸臆,中国古体诗讲含蓄、讲意境,从而面临形象与理念的矛盾。当下中国新诗的发展势头迅猛,诗歌回归本土的主张使古体诗创作亦是出现热潮。这是一种好现象。新古体诗秉承“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精神,站在民众的立场,用凝练的语言、婉转的韵律,表达抒发诗人对当下生活的切实感悟,力求达到晓畅明白却又内蕴深厚的艺术效果。就新诗创作而言,我们也呼吁要回归本土,但不是回到旧体诗的路子上去,而是要推陈出新。我认为新诗与古体诗本是同根生,要相辅相成。
      我曾经也写过一些十四行诗,希望借助西方诗歌的形式,糅入中国传统诗的精神,这需要对西方现代诗本质特点的深刻探究,将其技巧和策略融入中国传统诗歌艺术之中。无论是具象与意象的运用,还是形象与象征的“破译”,都是要注重“用诗的魅力来创造更美、更有深度的境界”,并注重在诗中“刻划个人的感受和内心世界”。
      梅尧臣曾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亚里士多德也说过,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他认为诗的目的是真理,这种真理不是外在的,而需凭借热情深入人心。
      诗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因它的叙事功能受节奏、韵律、断句等影响,多以叙事诗的方式来体现。古诗中的《木兰辞》《长恨歌》,新诗中的《将军三部曲》(郭小川)、《复仇的火焰》(闻捷)等,都比较好地讲述了中国故事。新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不少叙事诗,但还要呼吁出现一批精品力作。
    追求真善美是诗歌的永恒价值。当前诗歌创作的繁荣为诗歌“高峰”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我觉得,中国当下诗歌已成气候,与世界诗歌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出现了许多优秀诗人与优秀诗篇。现在正当其时,诗人们齐努力吧,为创造诗的高峰!
      大解:
      汉语诗歌:叙事的可能性
      我写过一部叙事长诗,名字叫做《悲歌》。在《悲歌》写作之前的许多年,我有一种漫长而隐隐的冲动。虽然在那些年里也写了许多短诗,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当我准备写一部长诗,并搭好《悲歌》的框架,真正动手写作时,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出现了:一是如何使汉语从语言回到言说——即叙述性诗歌话语;二是如何去面对史诗。这两点,在我们的汉语诗歌资源中,是找不到太多借鉴文本的。一个在汉语中土生土长的人,面对自己的语言,我突然有一种茫然而失语的感觉。我意识到,在我们的汉语中,有可能历史性地缺少点什么。当我写作时,我认真地考虑了汉语的历史和它的使用问题。
      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汉语从最初的言说到书写,肯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言说被固定成书面语言时,可能是舍本求末地丢掉了最具活力的部分,而剩下了干巴巴的费解的文字。由于汉语单字所承担的意义过于沉重,汉字的高度浓缩力影响了书面语言的发育。这在诗歌的表现中尤为突出,以至在人类的语言种类中,汉语这种使用了几千年的古老语种,竟没有产生太多以叙事为主的疏朗开阔的史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与人类的文明进程一样,汉语从语言回到言说的艰难历程,伴随着两大背景的开放和转变,有时甚至是突然的裂变:一是历史背景,一是文化背景。在这两个沉重的背景下产生的汉语诗歌,在书面语言的强大惯性下,沿着一条越走越窄的路,走到了上世纪初。如果没有白话文运动,我们很可能还在古体诗的老路上继续走着,因为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
      我分析过汉语诗歌的两个具体背景。
      一、生存历史。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延续到今天,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在这块土地上,为土地和王权所进行的征战厮杀不曾有大的间歇,一代代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以河流分布为主要依托的农耕民族也在历史更替中创建了自己辉煌的文明。这是一个可以无限挖掘的矿藏。在此基础上可以产生许多部伟大的史诗。但我们先人的书写方式没有形成史诗的宽大环境,而是被极具收缩力的古典汉语凝聚成一颗颗闪烁的珍珠。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古代封闭的城池也接受并适应了这一点,以至从奴隶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民族和政权的高度统一反而使汉语收缩得更加板结而紧密,进而愈加远离了庞杂的、民间性的(诗歌)叙事功能。在日渐紧缩的框架内,诗歌一再地被激情所驱使,并被打造得过于精致和完美。幸而有《史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文学巨著从另外的角度担当了史诗的使命,从而使汉语减少了一些书写的遗憾。
      随着国家形式上的帝制的消亡,沿袭了几千年的农耕时代也渐渐暗淡了,这是人类生存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重大的文明转型期带来了新的轰轰作响的庞大工业,一个渐进开放的文化流通的大环境使汉语从文言文中解放出来。汉语诗歌也从格律中走出,并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突变式地经历了西方诗歌所有的探索历程。另外,随着诗歌向艺术深层的探索,意识形态对诗的影响和干预也在瓦解和失效。汉语诗歌在激变。白话——甚至口语也进入了书写的殿堂。这是汉语从书写到言说的一次历史性的回归,语言和言说终于接近并有望成为一体。汉语一旦从“之乎者也”的僵化的书写方式回到鲜活的嘴唇,立刻激发出活力,并为诗歌的叙事性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史诗的诞生就是一句空话。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也无法框定和预料,如果史诗猛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慌,因为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二、古老的文化。汉语诗歌从《诗经》始,一直是以碎片的形式流传,没有形成宏大的建构。后来,虽然出现过《离骚》《孔雀东南飞》等长诗,但主要还是以抒情言志为主,没有充分发挥叙事功能,因而绕过了记叙历史事件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向,以至后来走向了更加凝练的唐诗和宋词,以至于元小令畸形地发展成为文人墨客手中把玩的小玩意。汉语诗歌的内敛性拒绝了宏大事件对诗的进入,一直保持着自身的小巧和纯粹。汉语诗歌在古老文化的惯性推动下,沿着它自己的道路走了过来。这与本土上藏族、蒙古族等保持着口头传承史诗的少数民族有着传统上的区别。
      不仅与少数民族不同,与西方的诗歌传统也不同。我们不妨简单地在时间上做一下横向的比较。在孔子整理《诗经》之前约300年,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希腊,在文字形成之初,荷马就以叙事的形式把口头传说固定在伟大的史诗中。比《诗经》早约1500年,古巴比伦就出现了泥版史诗《吉尔伽美什》。比《诗经》晚约150年,印度出现了《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史诗。在陆游死后55年出生的但丁,写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端之作《神曲》。还有后来的弥尔顿、歌德、雪莱、拜伦、普希金等,都写出过重要的长诗。而在汉语中,当我们意识到史诗时已经是今天。我们可资借鉴的汉语诗歌传统太精巧、太完美了,以至于至今还有很多人喜欢写古体诗。汉语的古体诗词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其中产生了许多名垂史册的伟大诗人和不朽的名篇。我非常佩服我们的祖先,竟然能够在严规戒律的约束下,写出了那么多纵横驰骋而又不出格律的整齐方正的诗篇。我同时也遗憾地感到,那些精巧方正的小火柴盒式的格律,装下几颗珍珠和钻石还可以,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像《伊利亚特》一样,容纳一场庞大的战争。
      以上两个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走向,已经形成的史实无法再改变。但这样的背景对于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汉语文化已经为我们做了漫长的准备和深厚的积淀,此前的一切史诗资源都没有人开发过,都是为我们准备的。我们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宽阔的语言环境和开放的文化空间,给了我们绝好的机会,我们已经被历史推到了这一步,没有理由退却。我们必须去做,我们做成什么样都不算过分。
      基于汉语诗歌在叙事上的缺席,使我产生了一种非常正常的想法,我想写一部叙事长诗,并向史诗接近。这不是狂妄,这没什么不可以。我们没有必要被汉语历史上所没有的、西方出现过并被我们仰望已久甚至神话了的史诗所吓住。虽然,从大的文化背景上看,我们是处在语言大裂变的断裂带上,新诗出现还不到百年,创作经验和思想准备还不够充分,但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刺激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在拓宽,对本土文化的深入开掘和重新发现也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另外,汉语从文言的书写方式中松开以后,对口语的接受和吸收能力在增强,为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的民族和语言可以产生史诗,而且可以产生伟大的史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下尝试呢?我们应该大胆去做。我们不必要求自己的写作一定成功,我们要求的是行动,即使是失败的行动。
      西川:
      呈现中国现实的活力
      讲好中国故事,有多重意思,至少包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很多诗人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把故事讲好。但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要讲述这个故事?是出于外界对你的需要,还是出于你自身灵魂的需要?这个一定要区分清楚。特别是在艺术领域,这个问题就特别直观。我们的一些画家,他们的作品满足了某些特定的需要,被悬挂在宴会大厅、博物馆里,或者被作为礼物送给贵宾。但我想,更多的人进行创作,不是因为名利资本的需要,而是为自己的“灵魂订货”。
      要讲好中国故事,与众多元素密切相关,包括社会教育、艺术倾向等等。所以我想,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很复杂的。
      近日在北大开了一个会,讨论把哪些中国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比较合适。有人说国内这个作家不错、那个作家也不错,我就说,国内哪个作家不错,跟要把它翻译为阿拉伯语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你在国内有好多粉丝,但到阿拉伯世界,大家都一样。所以,关键还是得了解当地的读者喜欢读什么,他们的艺术修养到了哪个层次。如果光看这个作家在国内怎么样,那是不行的,它没有考虑读者的问题。
      至于要讲好中国故事,要真正放在国际交流的语境中来谈论。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当下的特殊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很难讲清楚的。但在交流和对比中,我们会有新的视角。有一个说法,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讨论问题时背后总是有一个美国人,这个隐形的美国人永远在那儿听你的。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在文化上,要真正走出去,我们要了解国内外的具体情况,再去做真正有效的工作。比如,有人让我翻译孔子、李白的书,我就说,国外的译本已经很多了,你再多翻译几种出来,也不能多走出去几步。因此,要对国外知识界需要什么,以及我们自身拥有什么,都做详细的考量。
      我觉得,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有三座:纽约、柏林和北京。北京虽然有雾霾,但是北京的文化创造充满了活力。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缩影,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这种活力呈现出来。我们要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那么光讲述古代的故事肯定没有什么意思,还得讲当代中国的事情。当然,中国的当代也并不是与历史完全隔绝开来,而是二者的融合。
      欧阳江河:
      借助诗歌的声音
      在与国外一些诗人、译者聊天时,他们总说,西方人要了解关于中国的故事和形象,往往都是通过政治的层面,但你们的诗人形象、诗歌形象在哪里?我们非常想通过你们诗歌的声音来了解你们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声音是整体缺席的。我们一般认为是翻译的原因,我们去看西方的书店,几乎看不到中国的诗歌,也许有几本关于古代诗歌的。这可能是出版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出版看作是一个商业活动的话,那么诗歌又没有办法获取相应的回报。所以它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翻译、交流的问题呢?或许还是写作本身的问题,多种元素混在一起。
      另外还有阅读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诗歌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那么你拿到西方去,就行不通,因为西方读诗的人,尤其是读翻译诗的,一定是精英,一定是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就一定有问题意识,他们就带着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问题去看待这些作品。所以我觉得用诗歌讲述中国故事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不但是一个如何写作、如何出版、如何翻译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在阅读和倾听中相互交流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讲的可能是诗歌的汉语本身的故事,讲的是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而不仅仅只是他们想要听到什么,我们就去讲述什么。
      我也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诗歌处理我们复杂的伟大的时代?诗人的语言、诗人的思维能力、诗人的原创力、诗人的处理能力等等,要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原生态,活生生地把这个时代呈现出来。我们都想对中文写作有一点点贡献,在写作之后这个语言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哪怕是一些破坏性的东西也没关系。
      既然是用诗歌来讲述中国故事,那么中国的诗歌应该呈现一些西方诗歌没有的东西。比如新的美学立场、新的诗歌题材、新的写作方案和原创性的“阅读力”。作为诗人,不需要任何回报,而应该想怎么回报别人,特别是回报读者、译者。假如读者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就会一眼认出另一个被文学专业训练过的头脑,这个就是文学的回报。
      我们现在一直强调“走出去”,那么中国的媒体应该向诗歌借一借力,借一借品位,借一借想象力,因为这些东西都太少。这样,我们的国家形象才会更加的美好。
      刘立云:
      沉下去,让大地开口说话
      用诗歌讲好中国故事,我理解,决非背离诗歌的初衷和本意,让诗歌充当意识形态的附庸,而是召唤诗人用诗歌“恰到好处地”呈现中国当下生气勃勃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实质,对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做出自己的“公断”。说到此我要申明,前面引用的“恰到好处地”和“公断”两个词,出自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序言之中。惠特曼是这样说的:“总统不应该是共同的公断人,诗人才是。在人类中,伟大的诗人总是保持均衡的人。放错位置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好的,恰到好处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坏的。”接着他又说:“伟大的诗人的优点不在引人注目的文体,而在不增不减地表达思想与事物,自由地表达诗人自己。”我之所以引用这两段话,一是因为惠特曼是我们公认的关注时代的大诗人,二是我认为一百年后正处在伟大复兴时代的中国,与一百前美国的崛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像惠特曼用诗歌讲述美国故事那样讲述中国故事,对我们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来说,显得既急迫又有很高的难度。要跨越这种难度,我感到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要沉入现实的激流中,二要有公正的历史观,三要有一颗博大的心脏。诗人们只有在这三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让脚下这片既生气勃勃又困难重重的大地,通过我们的诗歌开口说话。
      先说沉入现实的激流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和国际地位,包括大众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正被以经济生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所取代,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这种被国内外有识之士称为“中国故事”的时代变化,继续在各个领域广阔深入地进行着,许多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早已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现在,我们提出用诗歌讲好中国故事,如同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觉得时代也为我们诗歌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前提是,我们必须看懂这个时代,从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高度把握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机遇。不过,让人遗憾的是,从普遍意义上说,我们的诗歌创作至今为止,还没有显露出异军突起的迹象,具体表现在我们的创作格局不是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小;作品的个性或特色不是越来越强,反而越来越弱,欧化和同质化的趋势也越来越严重。诗人越来越落后于时代,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沉湎于个人的生活遭遇和内心冲突之中。无法突破生活的局限,难以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处在现实生活的激流中却对其熟视无睹,使我们的一些诗歌因伴随着精神的萎靡而成为自我欣赏的心灵鸡汤。分析其中原因,恐怕与我们缺乏雄心勃勃的诗歌理想,躲避有难度的时代写作,甘愿依凭惯性力量随波逐流有关。至于“诗歌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贴近时代的写作将妨碍文本的纯粹”云云,则成了某些人面对时代无能为力的一种遁词。在当前,主动沉入现实的激流中,积极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视野,诚实地改变自己的创作姿态,努力从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到新的创作方向,是我们必做的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失去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愧对诗歌作为时代的触须而给予诗人的荣耀。当然,在我们的诗人中,也有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作为一个例证,我要说到浙江青年诗人陈人杰为此付出的努力。因为在两天前,我刚去拉萨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归来。他3年前主动加入援藏干部的行列,在西藏那曲担任地委副秘书长和申扎县委副书记。3年过去,他作为援藏干部被评为全国带领群众奔小康十大杰出人物之一,在诗歌写作上也因为用生命去触摸那一片热土而有显著的提升。难能可贵的是,当他认为自己的心灵洗礼和诗歌再生还没有完成时,又申请延长一轮援藏时间。在海拔4800多米的地方待下来就不容易了,他还要跋山涉水,与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帮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存在的种种问题,就更不容易了。读了他新完成的由30首短诗组成的《西藏书》,从他对那片神秘土地的认识和那些带着颗粒饱满的生活质感的诗句中,我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对他的馈赠是慷慨的,他的努力行之有效。
      其次,要有公正的历史观。让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是中国作协几个月前召开的草根诗歌座谈会。读了会议准备的14个包括郭金牛、余秀华在内的社会底层诗人的全部作品,我既为他们真实地抒写社会现实而感动,也为他们对生活的艰辛几乎千篇一律地发出哀叹而惋惜。很明显,这些年轻人有能力把诗歌写得更开阔一些。他们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但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国家和民族,还有他们的父辈都曾走过艰难的历程,更不可能把个人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于是走进了自怨自艾、自怜自卑的逼仄小道。我想,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我们具有公正的历史观,这样才能从自卑自怜的沼泽里走出来,在心理上找到让自己坚持下去的支撑点。与此同理,我们这些在诗歌创作上小有成就的人,要继续走下去,也必须具备公正的历史观,对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路、经历的苦难和挫折了然于胸,才能沉下心来,冷静观察、清醒思考,蓄势待发。甚至,有了公正的历史观,当我们在得到历史的安慰和指引的同时,还能从历史中获得无穷无尽的精神启迪和动力。作为参照,许多诗人奉为大师的博尔赫斯在这方面就是最成功的一例。博尔赫斯在失明后,有个重要的创作母题,就是通过先辈的遭遇,重新审视、叙述和评判阿根廷的历史。他像书写墓志铭那样,冷静地表达历史,并确定了他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他创造的犹如迷宫般的叙事风格,也得益于他深厚的史学功底和见地。
      第三,要有一颗博大的心脏。中国故事旨在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跋涉,理所当然属于宏大叙事。它要求诗人必须拥有一颗博大的心脏、一副大包容和大悲悯的情怀。这颗心脏应该既容得下苦难、悲哀和沧桑,也装得下曲折、伤痛和迷茫。或者说,我们的诗人既要甘于做一个普通人,就像塞弗尔特说的,用自己整整的一生,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那些靠双手谋生糊口的人走在一起;又要仰望星空,俯视大地,始终守住民族的良知,精神的贞洁。比如看待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许多人愤愤不平的社会,我赞同西川说的,我们既要承认它存在种种问题,又要在泥沙俱下中看到它充满能量。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登高望远,披沙拣金,把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艰难旅程和光辉梦想发掘出来。
      臧棣:
      重新发现汉语
      当代诗自身的故事,特别是新诗的故事,怎么讲好它,一直都是大问题。新诗的历程已逼近百年,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场域里,耳畔经常回荡着的却是“新诗失败”“新诗还不成熟”之类的聒噪或闲话。新诗的文化形象和当代诗的文化形象也一直都很不清晰。最常见的尴尬是,“大众”经常会被作为一个借口,被僭越用于对当代诗的指责,诸如,诗歌越来越远离读者,越来越脱离大众的现实。而知识界对新诗持有的怀疑态度,几乎从未消除过。
      这里,我们不妨就先说说“诗的失败”。诗,本来就是一种失败。里尔克早就亢奋地申明过:“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所以,从趋势上讲,从表达上讲,从创造性上讲,诗的实践就在它敢投身于高贵的失败。诗的失败造就了诗的独异。诗的可贵,诗的好,也在于诗敢于失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又会发现,诗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其实和人们试图强加给它的失败观感,没什么太多的关系。流行的诗歌观念,习惯把诗歌作为一种时间现象来看待。片面地看,这也许有部分依据。但是,从根本上讲,诗是一种变异,一种语言的游移,一种不断流动的空间现象。诗依据规则行事。更重要的,也更有趣的,诗可以随时依据已变异的语言情况来重新制定并协调自己的规则。也就是说,诗的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诗和古诗之间的关联,是一种变异的语言关系。追究这种变异的起因,很复杂,但也可以概括地讲几点:一是语言的变异及其自身的发展,从高度概括演进到绵密描绘。这意味着,语言的变异其实也是认知方式的变化。二是变异也源于表达的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的自我调整。古人讲,诗言志。这个“志”,在古典的文化情境中,和情感、心性的关系更密切。但在现代世界中,这个“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意识状态。所以,艾略特说,在现代,诗是生命的意识。诗,从情感到意识的变化,必然透过语言表达的变化,影响到诗的风格标记的辨识。
      如何辨识,的确又涉及到我们对诗和中国经验之间关联,以及汉语和中国故事之间的关系的重新体验。
      而如何用诗歌讲好中国故事,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首先是讲好现代汉诗自己的故事。而讲好现代汉诗自己的故事,关键在于重新认识汉语和当代诗之间的关系。比如,诗和现实的关系,其实也是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而我们知道,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现实。但在我们的语境中,好像总觉得,在语言之外有一个需要被解释、被揭示、被表达的现实。现实外在于语言,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感观。最根本的,还是语言本身就是现实。作为现代诗人,我猜想,我们大抵也有默认沃尔科特表达过的一种信念:改变我们的语言意味着改变我们的生活。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几代诗人一直努力从事的工作就是,通过改变汉语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种改变,不完全是被迫的,它实际上也源于汉语自身的命运。
      从某种角度讲,我觉得我们的麻烦在于看待这一命运时,思想不够深邃,眼界太过拘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文学潜意识里,命运似乎是悲剧性的。但按照古人的直觉,命运就是命运,而且很可能它带有很深的喜剧意味。从这个角度,看当代诗对现实的表达,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做出某种审美上的调整。我觉得,当代诗太喜欢抱怨,甚至把抵抗作为一种高级的抱怨,然后再用诗的抵抗和现实撒娇。诗的抱怨,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觉得,现代诗经过了百年的历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面临着惠特曼曾置身过的诗歌情境。用新的气象、新的态度去展示汉语对中国的现代命运的诗性的发现。
      蓝蓝:
      你,或另一个人
      今年5月,我到河南宝丰张八桥镇白塔营村小学,给那里的孩子们讲过课。这个小学的生源来自周围三四个自然村,整个学校也就100名左右的学生。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父母都在外打工,爷爷奶奶留在村子里照顾这些孩子。这座学校,就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母校。
      今年6月,我又随一个朋友去其故乡过了几天,那是豫西的贫穷山村。我亲眼看到一个老人守着一眼快要坍塌的窑洞,真是家徒四壁。很多村庄的院落长满了荒草,相当多的村民纷纷逃离村子到城市讨生活。2008年时,中央党校一位经济学教授曾到河南豫东地区考察,他问当地的农民,国家给每亩地多少补助,他们才愿意留在家乡种地?农民给他算了一笔账,扣除化肥、农药、浇水用电、人工等,每亩补助400元才能持平,干一年活儿,才能不赔也不赚。而豫东平原大约13个产粮大县,每年的小麦产量约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但那里的农民平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2013年至2014年,我国小麦进口突破了10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家。也就是说,当农民越来越多地逃离土地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成了严重的问题。
      我从不认为这些事实和一个诗人没有关系——只要你每天端起饭碗,你要靠麦子、菜蔬活下去,它就构成了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你住在京城还是住在乡村。当然,一个诗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包含这些经验感受,它也包含了其他的内容,譬如昨晚我看到一轮明月高悬夜空,我会叫孩子们出门看一看这大自然惊人的美丽,这同样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是说一个诗人只写有普遍性的历史经验才有价值,写“人闲桂花落”就没有意义——诗歌永远有超越现实的那一部分,有它要建立美学秩序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依然同意美学就是伦理学这样的论断。正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讨论“诗歌与中国经验”这样的话题,我就会想,什么样的经验才能称作每个中国诗人都共同具有的“中国经验”?如果有,那么它是否就是从个人感受出发的、愿意抵达他人的经验和想象力?一个汉语诗人极其个人的感受思考,是否也构成“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经验里,表达痛苦、欢乐、思索,有没有被预先设定的主题?个人——尤其是个人的情感与经验的社会化意义到底在哪里?作为人类的人的整体感意义到底在哪里?
      与美学的“远见”相比,一个诗人获得观察当下生活“完整性”的视角,更符合他的美学道德。这是因为惟有洞悉真相的完整性才会避免使一个人仅仅停留在书本上、仅仅停留在对词语的想象中,才能真正从“个我”走向“他者”、走向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如果“善良”这个词意味着对他人的痛苦的想象力的话。这也是因为,站在一个抽象的立场说话,不需要听到卑微的个人的声音。惟有个人的声音,构成了历史最真实的那一部分。同样,生活的真实一旦被纳入历史之中,它为我们提供的不光是对细节的感受,而且还有将知识转化为思想的“酶”——“如果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加缪)
      面对感受的复杂性和表达的丰富可能,我想起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这位奇特的诗人一生用了72个名字写诗和文章。在他身上活着一群人,有时他是一个牧羊人,有时他是一个思想者,有时他是一个隐士。兰波也表达过这样的愿望:“我是另一个人。”你是你,你又是另一个人——关键在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他者。这个他者与你的真实身份是统一的还是分裂的,是矛盾的还是契合的?你的文化身份是幻想的还是历史真实境遇中的?而另一个重要问题的是,你要怎么样去写好与你的经验和感受相对称的诗篇——改变语言,有时就意味着改变世界。写好一首诗,意味着去“构建一种情景性的意义模式”,此种情景和意义,对于一个中国诗人来说,就是如何在一个“永恒”的背景和实际的历史条件中,处理好当下复杂的历史经验和个人感受,并将它的意义带向持久的“当下性”和内在的精神图景。
      崔艾真:
      诗意无处不在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大家结合自己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探讨了作为一个诗人,如何用诗歌这个艺术形式来讲述中国故事、诗歌创作与中国故事之间的关系。大家就诗歌叙事的可能性、诗歌观念的分歧、中国诗歌在世界的影响力等问题,发表的观点精 而独特。

      人对诗意的存在是有一种本能的接受力的,诗歌艺术与人的审美本能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关联。不管你是不是诗人,在生命过程里,相信每个人都曾有被诗意打动的经历,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迷人的情感,大都是好的诗歌激发和给予的。读到一首好诗,听到一句诗意的话语,看到一幅诗意的图画,置身一个充满诗意的空间,你会怦然心动,会有一种从俗世生活瞬间跳脱出去的美妙感。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诗歌是所有艺术形式里最具感染力的一种样式,是距离人的精神审美需求最近的一种样式。

      人类面对的难题从本质上说都是一致的:生老病死,善与恶、爱与恨、战争与和平……我们知道,用诗歌的方式,包括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是解决不了这些难题的。但作为诗人,却可以用诗的方式,在人类面对这些难题、解决这些难题的漫长的艰辛卓绝的过程中,注入一些诗意,如普希金所说,“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情感”,优秀的诗歌应该有这样的功能。

      微至蚁蝶草木,宏至社稷江山,用诗的目光打量世界,诗意就会无处不在。用诗的语言点染人心的细密与辽阔,吟唱生命的静谧与喧嚣,诉说世事的沧桑与风霜,这也许就是诗歌作为一种艺术的天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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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奋斗
    2015-10-21 05:58
  • 签到天数: 158 天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5-9-26 19:23:52 | 显示全部楼层
    拜读学习了,改日还要多读几遍。
    谢谢钢钢分享学习资料
    中秋快乐{:soso_e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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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半小时前
  • 签到天数: 1101 天

    [LV.10]以坛为家III

     楼主| 发表于 2015-10-3 21:44:57 | 显示全部楼层
    吴二师 发表于 2015-10-3 18:31
    其中特别认同蓝蓝所阐述的中国经验
    问好感谢钢钢好

    :handshake很欣赏老师的慧眼,是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这是很大的能力,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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