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世说新语札记》（连载）

平原君

读《世说新语》札记                         平原君
之一   汉晋人好驴鸣                                                                      

       读《世说•伤逝》有关于喜好驴鸣的三条资料：一、东汉名士戴良之母喜听驴鸣，于是戴良就常学之，以悦其母。二、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去世，出殡时，曹丕和朋友参加葬礼，最后曹丕提议：“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三、晋王武子去世后，其生前好友孙楚去吊唁，因王生前喜好孙楚学作驴鸣，所以孙楚恸哭完了，又为老友学驴鸣。
      从东汉到魏晋，为什么会有此风尚？驴鸣蠢浊，有何可悦，竟然引得名人、名士都如此倾倒？须知，曹丕当时已是魏王太子，身为五官中郎将，竟也学作驴鸣。以今人视之，简直有点匪夷所思。有的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一种与气功近似的养生方法——驴叫的特点是声调高亢而悠长，学驴叫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运气，这或许对养生有益处。但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根据，只是猜度之词，而且在历代有关养生之类的典籍中似也没有记载。
    这是仅见于《世说》一书的记载，在下读书不多，不知其他典籍有无类似的材料？愿博学之士能再提供一些，以见古人生活之风俗趣味。
之二
王述的贪贿理论

       王述在《世说》中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出身太原王氏家族。其父王承，官东海太守。东渡后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甚见优礼。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人。大概因为父亲死得早，王述少年时候家境比较贫寒，求试宛陵令。品藻篇47孝标注引《中兴书》曰：“述之为宛陵，多修为家之具，初有劳苦之声。丞相王导使人谓之曰：‘名父之子，屈临小县，甚不宜尔。’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晋书》也有同样的记载，王述为宛城令时贪污受贿营治家产，民有怨言，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丞相王导对其劝阻，王答“足自当止”。后来果然变得“屡居州郡，清洁绝伦。”（《晋书》本传）“后屡临州郡，无所造作，世始叹服之。”（《中兴书》）王述贪足后是否真的变得“清洁绝伦”，正史上褒扬的话大多是认不得真的。《世说》中，简文帝就称其：“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赏誉篇91）《晋书》本传中，庾亮谈及王述说：“怀祖（王述字）清贞简贵，不减祖、父，但旷淡微不及耳。”所谓不淡荣利、旷淡不及云云，就透出了这位王大人并非那么像正史上所说的那么“清洁绝伦”、“世人叹服”。
       即使王述的贪贿“足自当止”是真的，难道因为家贫有所不足，就可以贪污吗？再说何谓“足”？什么时候“止”？“足”是一种自我感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就满足了，可石崇、和珅已是富可敌国却仍不满足，怎么办？或者魏晋人物多狂狷怪诞，或其思维方式与今人不同，说不定真的能“足自当止”。反正现今的贪官没听说哪个“足自当止”。一些贪官都贪到数亿元人民币了，怎么还不知足呢？按我们小民想来，贪了这么多钱，买了多所豪宅，买了多辆豪车，有了多个情妇，手中的钱财足够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该知足了，该停止了。可他们还是没有住手，继续贪。为什么？因为“足”是没有标准的，也是没有止境的，“自止”自然也就不可能了。古人云：“欲壑难填”，诚哉斯言！


之三
竹林七贤中的“俗物”——王戎

       提起竹林七贤，人们就想起魏晋的名士风流。其实他们七个人（阮籍、嵇康、陕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性情、操守、风格并不相同，也并非个个倜傥风流。譬如王戎，同为七贤的阮籍就讥讽他为“俗物”（魏晋时期‘物’也指人，但此处我以为还是指物，方显示出调侃的意味）。有一次 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在竹林饮酒，后来王戎也来了，阮籍就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世说》孝标注引《魏氏春秋》亦称：“时谓王戎未能超俗也。”
       王戎“俗”在何处？俗在嗜财如命。《世说》俭啬篇里9则记事中王戎就有4则。身为司徒的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他积聚的钱财，不知有多少，每天晚上与夫人烛下以象牙筹算计家资，老是感到不足。他女儿借了他的钱，时间久了还没还，每当女儿回到娘家，他就没有好脸色。一直等女儿把钱还给他，这才高兴。他侄子结婚，他送了一件单衣，过后又要了回去。他家的李子树很好，卖李子时他怕别人会得到李子树种，卖的时候就把李子核钻了。（这个记载我有点怀疑，李子果肉鲜嫩，果核坚硬，古时又没有电钻之类的利器，如果手工把李子核钻破，那李子还不钻烂了？还怎么卖？或者卖的是李子干儿，那样钻核比较容易些。）而他自己生活却很简朴，所以当时人们称他有“膏肓之疾”。这哪里还像个朝廷重臣？更没有半点名士的风流！倒是活脱脱一个乡下土财主，用时下的名词就是一个大“土豪”。
      王戎不仅没有名士的风流，似乎还有点儿道学气。《世说》惑溺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王戎（王戎袭爵安丰侯，故称）的太太常常用“卿”（即“你”，魏晋时用于同辈间的昵称）来称呼他，他就告诉太太说，不能这样，这样是对我不尊敬，以后不要这样称呼。他太太说，因为我亲你爱你，所以才称你为“卿”。我不称你“卿”，应该谁来称你“卿”？看来倒是这位王太太很开通、很时尚、也很浪漫，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卿卿我我”的典故。另据伤逝篇4云：“王戎丧儿万子”，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戎子绥，欲取裴盾女。绥既蚤亡，戎过伤痛，不许人求之，遂至老无敢取者。”这样霸道无人情的恶行，比之宋明的假道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说王戎一点名士气味也没有，似也不客观。《世说》有关他的品题、评价只是笼统、空泛的两个字“简要”，如何的简要，没有具体的记述。《晋书》本传说他“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稍稍有点名士味。


之四
喝酒喝掉了脑袋——“三日仆射”周伯仁

       周顗，字伯仁，袭父爵封武城侯，故《世说》中又称其为周侯。是东晋时代的朝廷重臣，也是当时的大名士，在当时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名噪一时。
其实周顗似乎有点儿浪得虚名，名不副实。检阅《晋书》本传，周顗在经国治民方面，并没有什么实绩。曾被任命为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刚到任，就被叛乱的流民打得狼狈逃窜。幸亏陶侃派兵相救，才得幸免于难，逃到豫章依附于王敦。回到京都后，任吏部尚书，不久又以醉酒为有司所纠，白衣领职。后又加拜太子少傅，顗上疏辞让曰：“臣退自循省，学不通一经，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难，未能守分，遂忝显任，名位过量。”这几句话倒也算是由衷之言，不全是自谦之词。当时就有人对他颇有微词。有一次王导与朝士一起饮酒，曾举琉璃碗对周顗说：“此盌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世说》排调篇14）用以讥讽周顗徒有虚名而无实际才干。谢鲲（字幼舆）也曾说：“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 （《世说》排调篇15）讥讽他名声虽好，却行事龌龊。就是他二弟周嵩也不看好他这位老兄，称其“志大才短，名重识暗。”（《世说》识鉴篇14）这八个字对周顗可谓的评。而且有一次周嵩借酒瞋目问他老哥：“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
       周顗是名士，当然少不得饮酒。嗜酒者并不都是名士，但名士不能不嗜酒。晋代名士王恭就说过一句经典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周顗以海量闻名，一次能饮酒一石。南渡之后，常常慨叹没有对手。一次有旧时的酒友从江北来，周顗高兴极了，就拿出二石酒来与客人共饮，都喝得酩酊大醉。及周顗醒来，客人已“腐胁（肠胃溃伤）”而死。
       周顗屡以酒过，为有司所绳，但依然故我。《世说》任诞篇28云：“（周顗）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所谓“三日仆射”，即只有三天能酒醒任事的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副丞相）。《世说》孝标注引《语林》也说，周伯仁南渡后整天处于酒醉之中，只有姊丧三日、姑丧三日是清醒的。从这些记载就可以想见这位仆射大人公务办得怎样了。当然这种“痛饮酒”的名士做派，在魏晋时代算不上恶行，反而显现出名士风流。但嗜酒到周顗的程度，在当时也有些过份了。《晋书》本传云：“顗招时论，尤其酒德。”说明时论是批评其酒德有失的。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嗜酒如命，每天让仆人拿着一把铲子，说我如果醉死，那就就地埋了。刘伶整日醉醺醺的可以，但周顗身居庙堂，是朝廷重臣，整天醺醺然，不仅荒废政务，还会出危险。有一次明帝大宴群臣，君臣各个喝得酒酣耳热，明帝自豪地说：“今日名臣共集，比尧舜时怎么样？”周顗趁着醉意厉声说：“岂能比得上圣世！”明帝大怒，下诏将周顗交付廷尉，要杀他，但过了两天还是赦免了他。这一次周顗躲过了一劫。可最后还是因为酒醉口无遮拦，引来杀身之祸。
       事情是这样的。王敦以诛刘隗、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造反，丞相王导因是王敦的堂弟，于是率同族兄弟子侄二十余人每天到宫门外待罪。刘隗力劝明帝尽除王导诸人。有一天正值周顗进宫，王导对周顗大声喊道：“伯仁，我全族百口的性命就拜托你了！”而周顗径入不顾。见到明帝，周顗极力剖白王导的忠诚谋国，劝阻明帝不要杀害王导。明帝接纳了周顗的意见。周顗大喜，于是酣饮大醉而出。到宫门外时，王导还在，又喊周顗。周顗也不搭理他，故意对左右的人说：“今年要杀尽那些造反的贼奴，取斗大的金印系在手臂上。” 第二天周顗还不放心，又再次上表为王导辩白。王导并不知周顗多次尽力搭救自己，因而对其十分怨恨。后来王敦攻进建康，向王导征求意见，如何处理周顗。是任三公？还是任令仆（注），还是该杀？而王导三缄其口，一声不吭。王敦于是把周顗杀掉了。王导后来检查档案文书，见到周顗解救自己的奏章，情辞十分恳切，后悔不已，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从此“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或简略为“伯仁由我”）就成了因没能搭救朋友而深感愧疚的典故。其实，周顗的冤死，也不能全怪王导私心报复，也怨他自己喝醉了酒，又胡乱吹牛所造成的。如果他从宫里出来，向王导透个消息，让王导放心，何至于产生嫌隙。这种关乎满门生死命运的大事，岂能当作儿戏！
       名士大多风流倜傥，举止高雅，谈吐不俗。而周顗“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世说》任诞篇25）大概是说周顗爱说脏话，或者犹如今时的爱说黄段子。谢幼舆也讥讽周顗说：“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世说》排调篇15）意思是说周顗看起来冠冕堂皇，而实际上污秽不堪，也是指周顗好污言秽语。对于别人的批评，他却大言不惭地说，“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除了酒之外，魏晋名士大都还离不开药和女人。周顗除了嗜酒，也服食五石散，也喜欢女色。《世说》任诞篇25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这件事被人举报到皇帝那儿，皇帝倒是很宽宏大量，批示说：“顗必能克己复礼者，今不加黜责。”对于这则记事我倒有不同的理解。试想，“于众中欲通其妾”，怎么可能？再说主人的爱妾也未必同意，大庭广众之前他还能施以强暴不成？我想，很可能这位周顗有露阴癖，见到美女就情不自禁的露出那话儿来。古人不懂心理学，认为周顗露出性器，即是“欲通其妾”。《晋书》本传对这件事记述很简单，只有“荒醉失仪”四个字，有点轻描淡写，大概是为尊者讳把。

注：令仆，指尚书令和仆射。魏晋时无丞相之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虽品级最高，但大多并无实权。尚书令名义上是总领政务的官员，但在魏晋时品级低于三公，而由实权人物如大将军之类“录尚书事”，只有“录尚书事”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丞相。尚书令的副职是仆射，魏晋时有时设左右仆射，有时只设一名仆射，则称尚书仆射。有的《世说新语》和《晋书》注本或译本，对这里的“令仆”解作或译作“令其作仆人”，是错误的。


之五
从阿堵物说起
      《世说新语》规箴篇第9则云：“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说的是晋代王夷甫高雅脱俗，口不言钱。其妻为了考验一下王，一天夜里，令婢弄了一些铜钱堆在王的床前。王早晨起来，见到床前堆满了铜钱，无法行走，于是叫奴婢来把钱搬走。但他硬是不说“钱”字，而是说“举却阿堵物”，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把这些东西拿走！”。阿堵物者，晋时口语，即这东西也。后人遂以阿堵物作为钱的代称。
      看起来王夷甫确实是高雅脱俗得很，口不言钱，怕被铜臭气所沾染。但王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有了多如山积的金钱。正如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所说：“夷甫求富贵得富贵，资财山积，用不能消，安须问钱乎？而世以不问为高，不亦惑乎？”这段评论实在是一语破的。王的钱多得用不了，还用得着把个钱字挂在嘴上吗？所以王的行为也不见得就是多么高尚。
      我们听多了有关淡泊名利的古训，可那多是达官显贵、风流名士所说，有多少是饔飧不继的穷措大所说？我记得季羡林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人们称赞他淡泊名利，他觉得愧不敢当。因为自己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即已经当上了北大一级教授、东语系主任、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顶点，对于名利还有何求呢？这话说得很实在，很真诚。大多数情况是，名声大了，才有资格说不追名；财富多了，才敢声称不逐利。那些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能不去竞名争利吗？孔圣人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范进到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一旦中举，自会喜极而狂。如果他在官场上混个十年八年，做到封疆大吏或六部长官的时候，恐怕也要开始讲些淡泊名利之类的话了。所谓“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王勃《上百里昌言疏》）者，能有几人？当然，求名，应该是实至名归；趋利，应该是取之以道。


之六
《世说》孝标注割裂引文一例

       德行篇38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其实这段话很好理解，即范宣八岁时，挖菜弄伤了手指而大哭，人们问他是很疼吗？他回答说，不是因为疼而哭，是因为不应该毁伤了受之父母的身体。但是孝标注引《宣别传》云：“儿童时，手伤，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异之。”读起来文似欠通。小儿伤手而改容、大哭，自是常情，有何可异之处？查《晋书》本传为：“尝以刀伤手，捧手改容。人问痛邪，答曰：‘不足为痛，但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家人以其年幼而异焉。”原来“以其年幼而异”的是，小孩子能说出“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即《世说》本文“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这样的话来，而非手伤改容。我想孝标引用的《宣别传》文字肯定有节略。
       古人引书，常常割裂原文，且又没有标点符号，标明哪是原文，哪是撮述，有时候就会扞格难通。如果能查对原文或有其他材料相比对，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解，否则就会产生歧义了。如言语篇74“荀中郎在京口”条，孝标注引《史记•封禅书》一段文字，也是综述其意，而非原文。（文长不录）所以我们都古人书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一定要尽量核对原典籍的文字，切莫把第二手的材料直接引用，以免出错。

之七
《世说新语》方正篇第61则中的“推”字解
原文曰：“王右军与谢公诣阮公，至门，语谢：‘故当共推主人。’谢曰：‘推人正自难。’” 我所见到的几种《世说新语》注释、译注本子都把“推”解作推崇、推尊之意。这段话的意思是王羲之与谢安二人一起去见阮裕（字思旷），到了阮家门口，王羲之特意叮嘱谢安一定要“共同推崇、称扬主人”。而谢安却回答说：“推尊别人实在很难。”
我总觉这样解释文字似欠顺畅。试想：王、谢二人到了阮家门口，王何以叮嘱谢要推尊阮公？是谢向来与阮公不睦，怕他在见面的时候说出不敬之语，而特意提醒？似也恐非此意。因为《世说》一书并无提及谢、阮二人有什么不睦。如果真有什么不睦，以谢安这样的大名士，也决不会去阮公那儿，更别说违心地去赞扬别人。谢安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推崇别人实在很难。”魏晋时代，自我标榜、亲朋互相标榜以博取虚名本已成为风气，阮裕又是大名士，称赞几句也不为过。即使从人情应酬来讲，到别人家做客，对主人讲几句赞扬的话，也在情理之中，又有何难？因此觉得把“推”解作推崇、推尊之意，似欠妥当。
我们再看另一则《世说》中相类似的记载。赏誉篇77云：“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说的是王羲之与刘惔（字真长）一起去劝说谢安出山，如果谢安还坚持隐居不出，就与天下人共同推戴之。当时谢安隐居会稽东山，名气很大。朝廷屡有征召，谢均不就。时人有所谓“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之语。文中的 “推”是推举、推戴之意。这段的用语与结构，和方正篇第61正相近似。
因此我认为方正篇61中的“推”与赏誉篇77中的“推”字一样，也是推戴、推举之意。说的是王、谢一起去请阮公出仕，而谢公不愿违背阮公的隐居本意，觉得为难。而且谢安本人即是以东山为志的，让他推戴别人出仕，自然觉得有些为难，可能还有些尴尬。我甚至怀疑这两则记述的本是一事，只是传闻异辞而已。本是一事，因传闻异辞而分记为两条，这在《世说》一书中有多处。但是这一则没有其他背景文字，只是臆测而已。
（附记：这些文字本来是属于小众之中小众的东西，恐怕是没有多少人会看的。哪怕有三两位朋友读过，也是好事，非常高兴。这些文字有的虽然讨论的只是某个词语的含义，其实是写的自己读书时的思路。有些年轻的朋友，在读古代典籍时常常会先看一些今译、注释、解说之类的本子，这无可厚非，借鉴、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要让别人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跑马，不要让别人的意见牵着自己的鼻子走。有时候你也会灵光闪现，有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可能你会不自信，让专家名流的头衔吓住了。其实大可不必，名家未必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你自己也未必不正确，所以读书时要多疑、多思、多一点自信。）
                                                                                 

一方

本人所学有限，只能不断地学习。为做学问而点赞。

老党

新奇，大千世界，色彩纷争。

冬风无痕

学习中！

平原君

读《世说新语》札记之二

王述的贪贿理论

王述在《世说》中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出身太原王氏家族。其父王承，官东海太守。东渡后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甚见优礼。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人。大概因为父亲死得早，王述少年时候家境比较贫寒，求试宛陵令。品藻篇47孝标注引《中兴书》曰：“述之为宛陵，多修为家之具，初有劳苦之声。丞相王导使人谓之曰：‘名父之子，屈临小县，甚不宜尔。’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晋书》也有同样的记载，王述为宛城令时贪污受贿营治家产，民有怨言，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丞相王导对其劝阻，王答“足自当止”。后来果然变得“屡居州郡，清洁绝伦。”（《晋书》本传）“后屡临州郡，无所造作，世始叹服之。”（《中兴书》）王述贪足后是否真的变得“清洁绝伦”，正史上褒扬的话大多是认不得真的。《世说》中，简文帝就称其：“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赏誉篇91）《晋书》本传中，庾亮谈及王述说：“怀祖（王述字）清贞简贵，不减祖、父，但旷淡微不及耳。”所谓不淡荣利、旷淡不及云云，就透出了这位王大人并非那么像正史上所说的那么“清洁绝伦”、“世人叹服”。
即使王述的贪贿“足自当止”是真的，难道因为家贫有所不足，就可以贪污吗？再说何谓“足”？什么时候“止”？“足”是一种自我感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就满足了，可石崇、和珅已是富可敌国却仍不满足，怎么办？或者魏晋人物多狂狷怪诞，或其思维方式与今人不同，说不定真的能“足自当止”。反正现今的贪官没听说哪个“足自当止”。一些贪官都贪到数亿元人民币了，怎么还不知足呢？按我们小民想来，贪了这么多钱，买了多所豪宅，买了多辆豪车，有了多个情妇，手中的钱财足够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该知足了，该停止了。可他们还是没有住手，继续贪。为什么？因为“足”是没有标准的，也是没有止境的，“自止”自然也就不可能了。古人云：“欲壑难填”，诚哉斯言！

平原君

只是标题应该作《读世说新语札记》（连载），如版主能改则请改过来。

一方

平原君 发表于 2018-4-14 09:49
只是标题应该作《读世说新语札记》（连载），如版主能改则请改过来。

帮您编辑了一下，您自己一样可以编辑的。

冬风无痕

帖子统一，方便阅读！

冬风无痕

学习中！

平原君

读《世说新语》札记之三

竹林七贤中的“俗物”——王戎

提起竹林七贤，人们就想起魏晋的名士风流。其实他们七个人（阮籍、嵇康、陕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性情、操守、风格并不相同，也并非个个倜傥风流。譬如王戎，同为七贤的阮籍就讥讽他为“俗物”（魏晋时期‘物’也指人，但此处我以为还是指物，方显示出调侃的意味）。有一次 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在竹林饮酒，后来王戎也来了，阮籍就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世说》孝标注引《魏氏春秋》亦称：“时谓王戎未能超俗也。”
王戎“俗”在何处？俗在嗜财如命。《世说》俭啬篇里9则记事中王戎就有4则。身为司徒的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他积聚的钱财，不知有多少，每天晚上与夫人烛下以象牙筹算计家资，老是感到不足。他女儿借了他的钱，时间久了还没还，每当女儿回到娘家，他就没有好脸色。一直等女儿把钱还给他，这才高兴。他侄子结婚，他送了一件单衣，过后又要了回去。他家的李子树很好，卖李子时他怕别人会得到李子树种，卖的时候就把李子核钻了。（这个记载我有点怀疑，李子果肉鲜嫩，果核坚硬，古时又没有电钻之类的利器，如果手工把李子核钻破，那李子还不钻烂了？还怎么卖？或者卖的是李子干儿，那样钻核比较容易些。）而他自己生活却很简朴，所以当时人们称他有“膏肓之疾”。这哪里还像个朝廷重臣？更没有半点名士的风流！倒是活脱脱一个乡下土财主，用时下的名词就是一个大“土豪”。
王戎不仅没有名士的风流，似乎还有点儿道学气。《世说》惑溺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王戎（王戎袭爵安丰侯，故称）的太太常常用“卿”（即“你”，魏晋时用于同辈间的昵称）来称呼他，他就告诉太太说，不能这样，这样是对我不尊敬，以后不要这样称呼。他太太说，因为我亲你爱你，所以才称你为“卿”。我不称你“卿”，应该谁来称你“卿”？看来倒是这位王太太很开通、很时尚、也很浪漫，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卿卿我我”的典故。另据伤逝篇4云：“王戎丧儿万子”，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戎子绥，欲取裴盾女。绥既蚤亡，戎过伤痛，不许人求之，遂至老无敢取者。”这样霸道无人情的恶行，比之宋明的假道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说王戎一点名士气味也没有，似也不客观。《世说》有关他的品题、评价只是笼统、空泛的两个字“简要”，如何的简要，没有具体的记述。《晋书》本传说他“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稍稍有点名士味。

老党

平原君 发表于 2018-4-17 16:12
读《世说新语》札记之三

竹林七贤中的“俗物”——王戎

学习。顶起来。

平原君

读《世说新语》札记之四

喝酒喝掉了脑袋——“三日仆射”周伯仁

周顗，字伯仁，袭父爵封武城侯，故《世说》中又称其为周侯。是东晋时代的朝廷重臣，也是当时的大名士，在当时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名噪一时。
其实周顗似乎有点儿浪得虚名，名不副实。检阅《晋书》本传，周顗在经国治民方面，并没有什么实绩。曾被任命为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刚到任，就被叛乱的流民打得狼狈逃窜。幸亏陶侃派兵相救，才得幸免于难，逃到豫章依附于王敦。回到京都后，任吏部尚书，不久又以醉酒为有司所纠，白衣领职。后又加拜太子少傅，顗上疏辞让曰：“臣退自循省，学不通一经，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难，未能守分，遂忝显任，名位过量。”这几句话倒也算是由衷之言，不全是自谦之词。当时就有人对他颇有微词。有一次王导与朝士一起饮酒，曾举琉璃碗对周顗说：“此盌腹殊空，谓之宝器，何邪？”（《世说》排调篇14）用以讥讽周顗徒有虚名而无实际才干。谢鲲（字幼舆）也曾说：“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 （《世说》排调篇15）讥讽他名声虽好，却行事龌龊。就是他二弟周嵩也不看好他这位老兄，称其“志大才短，名重识暗。”（《世说》识鉴篇14）这八个字对周顗可谓的评。而且有一次周嵩借酒瞋目问他老哥：“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
    周顗是名士，当然少不得饮酒。嗜酒者并不都是名士，但名士不能不嗜酒。晋代名士王恭就说过一句经典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周顗以海量闻名，一次能饮酒一石。南渡之后，常常慨叹没有对手。一次有旧时的酒友从江北来，周顗高兴极了，就拿出二石酒来与客人共饮，都喝得酩酊大醉。及周顗醒来，客人已“腐胁（肠胃溃伤）”而死。
周顗屡以酒过，为有司所绳，但依然故我。《世说》任诞篇28云：“（周顗）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所谓“三日仆射”，即只有三天能酒醒任事的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副丞相）。《世说》孝标注引《语林》也说，周伯仁南渡后整天处于酒醉之中，只有姊丧三日、姑丧三日是清醒的。从这些记载就可以想见这位仆射大人公务办得怎样了。当然这种“痛饮酒”的名士做派，在魏晋时代算不上恶行，反而显现出名士风流。但嗜酒到周顗的程度，在当时也有些过份了。《晋书》本传云：“顗招时论，尤其酒德。”说明时论是批评其酒德有失的。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嗜酒如命，每天让仆人拿着一把铲子，说我如果醉死，那就就地埋了。刘伶整日醉醺醺的可以，但周顗身居庙堂，是朝廷重臣，整天醺醺然，不仅荒废政务，还会出危险。有一次明帝大宴群臣，君臣各个喝得酒酣耳热，明帝自豪地说：“今日名臣共集，比尧舜时怎么样？”周顗趁着醉意厉声说：“岂能比得上圣世！”明帝大怒，下诏将周顗交付廷尉，要杀他，但过了两天还是赦免了他。这一次周顗躲过了一劫。可最后还是因为酒醉口无遮拦，引来杀身之祸。
事情是这样的。王敦以诛刘隗、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造反，丞相王导因是王敦的堂弟，于是率同族兄弟子侄二十余人每天到宫门外待罪。刘隗力劝明帝尽除王导诸人。有一天正值周顗进宫，王导对周顗大声喊道：“伯仁，我全族百口的性命就拜托你了！”而周顗径入不顾。见到明帝，周顗极力剖白王导的忠诚谋国，劝阻明帝不要杀害王导。明帝接纳了周顗的意见。周顗大喜，于是酣饮大醉而出。到宫门外时，王导还在，又喊周顗。周顗也不搭理他，故意对左右的人说：“今年要杀尽那些造反的贼奴，取斗大的金印系在手臂上。” 第二天周顗还不放心，又再次上表为王导辩白。王导并不知周顗多次尽力搭救自己，因而对其十分怨恨。后来王敦攻进建康，向王导征求意见，如何处理周顗。是任三公？还是任令仆（注），还是该杀？而王导三缄其口，一声不吭。王敦于是把周顗杀掉了。王导后来检查档案文书，见到周顗解救自己的奏章，情辞十分恳切，后悔不已，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从此“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或简略为“伯仁由我”）就成了因没能搭救朋友而深感愧疚的典故。其实，周顗的冤死，也不能全怪王导私心报复，也怨他自己喝醉了酒，又胡乱吹牛所造成的。如果他从宫里出来，向王导透个消息，让王导放心，何至于产生嫌隙。这种关乎满门生死命运的大事，岂能当作儿戏！
名士大多风流倜傥，举止高雅，谈吐不俗。而周顗“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世说》任诞篇25）大概是说周顗爱说脏话，或者犹如今时的爱说黄段子。谢幼舆也讥讽周顗说：“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世说》排调篇15）意思是说周顗看起来冠冕堂皇，而实际上污秽不堪，也是指周顗好污言秽语。对于别人的批评，他却大言不惭地说，“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除了酒之外，魏晋名士大都还离不开药和女人。周顗除了嗜酒，也服食五石散，也喜欢女色。《世说》任诞篇25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这件事被人举报到皇帝那儿，皇帝倒是很宽宏大量，批示说：“顗必能克己复礼者，今不加黜责。”对于这则记事我倒有不同的理解。试想，“于众中欲通其妾”，怎么可能？再说主人的爱妾也未必同意，大庭广众之前他还能施以强暴不成？我想，很可能这位周顗有露阴癖，见到美女就情不自禁的露出那话儿来。古人不懂心理学，认为周顗露出性器，即是“欲通其妾”。《晋书》本传对这件事记述很简单，只有“荒醉失仪”四个字，有点轻描淡写，大概是为尊者讳把。

注：令仆，指尚书令和仆射。魏晋时无丞相之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虽品级最高，但大多并无实权。尚书令名义上是总领政务的官员，但在魏晋时品级低于三公，而由实权人物如大将军之类“录尚书事”，只有“录尚书事”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丞相。尚书令的副职是仆射，魏晋时有时设左右仆射，有时只设一名仆射，则称尚书仆射。有的《世说新语》和《晋书》注本或译本，对这里的“令仆”解作或译作“令其作仆人”，是错误的。

老党

平原君 发表于 2018-4-22 21:00
读《世说新语》札记之四

喝酒喝掉了脑袋——“三日仆射”周伯仁

顶起来。

平原君

读《世说新语》札记之四
从阿堵物说起
《世说新语》规箴篇第9则云：“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说的是晋代王夷甫高雅脱俗，口不言钱。其妻为了考验一下王，一天夜里，令婢弄了一些铜钱堆在王的床前。王早晨起来，见到床前堆满了铜钱，无法行走，于是叫奴婢来把钱搬走。但他硬是不说“钱”字，而是说“举却阿堵物”，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把这些东西拿走！”。阿堵物者，晋时口语，即这东西也。后人遂以阿堵物作为钱的代称。
看起来王夷甫确实是高雅脱俗得很，口不言钱，怕被铜臭气所沾染。但王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有了多如山积的金钱。正如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所说：“夷甫求富贵得富贵，资财山积，用不能消，安须问钱乎？而世以不问为高，不亦惑乎？”这段评论实在是一语破的。王的钱多得用不了，还用得着把个钱字挂在嘴上吗？所以王的行为也不见得就是多么高尚。
我们听多了有关淡泊名利的古训，可那多是达官显贵、风流名士所说，有多少是饔飧不继的穷措大所说？我记得季羡林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人们称赞他淡泊名利，他觉得愧不敢当。因为自己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即已经当上了北大一级教授、东语系主任、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顶点，对于名利还有何求呢？这话说得很实在，很真诚。大多数情况是，名声大了，才有资格说不追名；财富多了，才敢声称不逐利。那些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能不去竞名争利吗？孔圣人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范进到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一旦中举，自会喜极而狂。如果他在官场上混个十年八年，做到封疆大吏或六部长官的时候，恐怕也要开始讲些淡泊名利之类的话了。所谓“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王勃《上百里昌言疏》）者，能有几人？当然，求名，应该是实至名归；趋利，应该是取之以道。

老党

解析得好，赞同观点。读一遍就有收获。

一方

平原君 发表于 2018-4-22 21:00
读《世说新语》札记之四

喝酒喝掉了脑袋——“三日仆射”周伯仁

万里长江，千里一曲，说得倒是挺有味道。

一方

平原君 发表于 2018-4-27 19:12
读《世说新语》札记之四
从阿堵物说起
《世说新语》规箴篇第9则云：“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 ...

实至名归，取之以道。说得好，大赞。

平原君

读《世说新语》札记之五
《世说》孝标注割裂引文一例

德行篇38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其实这段话很好理解，即范宣八岁时，挖菜弄伤了手指而大哭，人们问他是很疼吗？他回答说，不是因为疼而哭，是因为不应该毁伤了受之父母的身体。但是孝标注引《宣别传》云：“儿童时，手伤，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异之。”读起来文似欠通。小儿伤手而改容、大哭，自是常情，有何可异之处？查《晋书》本传为：“尝以刀伤手，捧手改容。人问痛邪，答曰：‘不足为痛，但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家人以其年幼而异焉。”原来“以其年幼而异”的是，小孩子能说出“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即《世说》本文“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这样的话来，而非手伤改容。我想孝标引用的《宣别传》文字肯定有节略。
古人引书，常常割裂原文，且又没有标点符号，标明哪是原文，哪是撮述，有时候就会扞格难通。如果能查对原文或有其他材料相比对，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解，否则就会产生歧义了。如言语篇74“荀中郎在京口”条，孝标注引《史记•封禅书》一段文字，也是综述其意，而非原文。（文长不录）所以我们都古人书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一定要尽量核对原典籍的文字，切莫把第二手的材料直接引用，以免出错。

老党

平原君 发表于 2018-5-1 19:43
读《世说新语》札记之五
《世说》孝标注割裂引文一例

顶起来。

晚春轩主

好文章。为便于阅读，代为汇总六篇于主楼。期待续篇，并致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