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武 发表于 2018-3-9 10:52:07

父 亲

父   亲

一、父亲走了
我的父亲到死都没有麻烦过我们。他活的时候,看到八九十岁的老年人炕上拉炕上尿,子孙们皱着眉头在床前床后接尿端屎,就说,我老了,甭说端屎端尿,就是一碗水,我也不用孩子给端。他果真说到做到,一九九一年深秋时节,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他突发脑溢血,头天后半夜得病,第二天早上就停止了呼吸,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年仅六十四岁。记得当时我正在赤城一中教书,夜里做了个梦,梦见父亲被一伙人拥上了一辆马车,我后边紧紧追赶,父亲不时还回头冲我招手,但紧追慢追就看不见影了。记忆中父亲一生从没得过病,甚至没见过他吃药,我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梦。第二天不知怎么的,我总感到心慌意乱,总觉得有大事要发生。果然,上午九点多钟,老家里捎来了信,说父亲病重,叫我赶紧回去。我到了白草医院一看,父亲躺在床上,一脸的安详,他真的走了,真的连一碗水都没用我们给端。
父亲啊,受了一辈子苦,终于熬到孩子们都有了工作,都成家立业了,你又恢复了工作,有了退休工资,该好好享享福了,你却早早的走了。但看你走时躺在床上的表情,你似乎并不觉得遗憾,似乎觉得很满足,很惬意,很放心。

二、艰苦的童年

说父亲受了一辈子苦,真是一点不假。父亲三岁上就失去了母亲,继母对父亲开始还不错,但随着继母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就顾不上父亲了,能够照顾父亲的只有他的一个姐姐,我应该称之为大姑,但大姑很快就出嫁了,嫁给了一个二流子丈夫,生了一个闺女后,就死了。听父亲说,大姑很漂亮,也很巧妙,做针线活时能够倒背着手穿针引线,这手艺,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父亲也很巧妙,从小喜欢画画,据说家里的墙上被他画的全是一出一出的古戏。真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父亲从小喜欢唱戏,每年正月里,村里唱大戏,都少不了他,他不但扮相漂亮,而且嗓音圆融,前前后后的村里人都说他将来是个唱戏的料。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也漂亮,后来到剧团工作,用毛笔写大幅戏报的活,非他莫属。大姑死后,父亲就成了一个野孩子了,听村里老年人说,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时父亲还光着脚在东场院嘌嘌地跑,跟一群孩子们玩藏猫猫。父亲一生只念过两年书,准确地说是念了两个冬天的书,虽说爷爷也当过私塾先生,但却顾不了自己的儿子,一到春天就要下地干活了。父亲和爷爷一起从春到秋,起早摸黑地做务庄稼了,

三、离家出走

父亲后来还是离开家了,到了内蒙一个叫做多伦的地方,进了一个戏班子,认了个师傅。走时父亲才十一岁。这段生活。父亲后来很少提起,我们也就无从知晓。只是知道父亲就是在这段日子里学会了自己给自己剃头,父亲剃头时,总是先端来一盆热水,把头发弄湿了,然后拿过剃头刀,拇指、食指、无名指在下面顶着,剩下的两根指头在上面压着,从前到后一刀一刀地剃,时间不长,一个铮光瓦亮头就呈现在面前。现在大概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父亲还学会了蒸馒头,烙饼,擀面条,搓莜面窝窝。我家里现在还有一块搓莜面用的窝窝砖,瓷的,白色,还有花,就是那时父亲带回来,后来留给我们。现在除了我家,大概谁家也没有这样的窝窝砖了。最重要的就是父亲在那段日子,通过自学认识大量的汉字,学会了看书,那时多伦城里居然还有一个图书馆,有大量的藏书。既能借阅,也能购买。父亲每个星期都光顾这家图书馆,时间长了,居然积攒了小半柜的书,可惜的是这小半柜的书在文化大革命时,都被父亲自己给烧了,一本也没留下。至于父亲的师傅,我只见过一面,那还是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白草中学念书中午回家时,看见我家门口停着一辆小气车,周围站着好多看热闹的人。才知道是我父亲的师傅来了,还带着他的儿子闺女。印象中,那位我应该称之为师爷的人,个子很高,脑袋很大,除此之外,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后来听父亲说,他的师傅在山西跟丁果仙唱过戏,唱《空城计》时,丁果仙演诸葛亮,父亲的师傅演城门口打扫卫生的老军。

四、不愿意当官
解放前夕,父亲回到了老家张家营,已经十八岁的大后生了。 父亲的一生种过地,下过煤矿,当过兵,真可谓工农兵都干了.但父亲最最喜欢的还是唱戏。后来父亲当了白草乡的乡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祖坟冒青烟了,可父亲竟没把这个乡长当回事儿,听说坝上沽源县成立了县剧团,要招收演员,父亲居然就撂下乡长不干,同他的一个本家大哥跑到沽源去了。俩人在沽源合唱了一出《捉放曹》,就被录取了。后来父亲回到白草开党员证明,可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就是不给开,还说:“只要你回来,乡长还是你的乡长,党员还是你的党员,要是不回来,一门心思想唱戏,那就算你自己脱党。”还哼了一声,说:“放着乡长不当,非要当个穷唱戏的,真是鼠目寸光!”可父亲一跺脚,不给开拉倒!二话不说就走了。现在细想起来,还是当乡长喝算,好歹也是国家干部,前途无量呀。后来我把这个想法跟父亲一说,父亲就笑了,说,就我这直脾气,干行政工作,肯定不行,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非把我斗死不可。
五、辉煌的三年

父亲在沽源县剧团一共待了三年。这三年,可以说是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三年,也可以说是最倒霉的三年。说他辉煌,是因为在这三年里,父亲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尽情地发挥了自己艺术天赋,说他倒霉,就是因为在这三年中父亲被打成来右派分子,注定了后半生吃苦受罪的命运。
父亲刚到沽源剧团时,二十六岁,正是血气方刚,才华横溢之时。不管是武生、老生、须生,还是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甚至老旦、青衣。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当然最拿手的还是须生。据母亲说,父亲在沽源唱过一出《算粮》,轰动了整个县城。沽源县城有个年青女人,是县里一个什么局长的媳妇,因为长得十分漂亮,盖过了沽源县城的整个南街,因此有个外号叫“盖南街”。自从看了父亲演的《算粮》,就入迷了,终于有一天打听到我家的住址,就拿了好多的烟酒点心,亲自来到我家,说是要看看父亲究竟长得什么样。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个铁杆粉丝了。在沽源父亲演过《盘丝洞》里的猪八戒,惊动了县公安局,惊动了县长。因为在演《盘丝洞》时,好多人买不到票,只能站在礼堂外边大喊大叫。礼堂里边也是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父亲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十分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但在演猪八戒时却把猪八戒的贪财好色,幽默风趣演得活灵活现。县长终于下令,再加演一场,地点在县城后边的大草滩里的。那一晚,真个是家家户户,倾巢出动,万人空巷。散戏后,人们回到家里,居然没有一家失窃的——连小偷们也看戏去了。
那年张北县剧团来沽源唱戏,演的是《杨金花夺印》,演出效果很好。沽源县剧团也想排这出戏, 于是剧团的张团长就亲自出马到张北剧团讨要剧本,好话说了千千万,可人家就是不给。父亲就自告奋勇说:“不就是一个剧本么,我今晚去给偷回来。”团长顿时来了精神,站起来说:“好,你真要给偷回来,明天我请你喝酒。不过咱把话说在前边,出了事,得你自己兜着。”父亲说:“那是当然。”当晚,父亲来到礼堂,买了张最好位置的票,看张北剧团演出的《杨金花夺印》。散了戏,父亲回到了剧团。团长问:“剧本呢?”父亲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扔到团长的办公桌上,:“就这。”团长拿过来一看,只见厚厚一本子,里边画满了勾勾叉叉,圈圈点点。父亲说:“这就是剧本,不光有道白、唱词,连服装、道具、家具点也一样不少。”于是剧团就连夜派人根据父亲的本子把剧本给整理出来。
经过这件事,团长对父亲就另眼相看了,说父亲的记忆力高得惊人,简直称的上是过目不忘。可这也引来不少的麻烦。有一次在乡下演出《穆桂英大破红州》,临演出时,演穆桂英的演员,却突然有病不能来了。大家心理都很明白,知道这是在耍大牌,这是在等的团长前去说好话,去央告,她好乘机发一发脾气,甚至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等团长来答复。团长气得眼都红了,在后台来回转。父亲当时担任舞台监督的工作,看看时间要到了,就大声地说:“不来拉倒!我来演这个穆桂英。杨六郎的角色,让老刘演。”团长说:“行吗?你从来没有演过呀!”父亲边化装边说:“你要是不放心,就去求她。”结果父亲 演的非常到位,台下掌声不断。团长握住父亲的手,激动得不停地摇。父亲这期间还编写了一部现代戏,名叫《八路军三打平定部》。导演说他从来不会导演现代戏。父亲就自己当导演,自己出演主角,演出非常成功,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六、成为右派

二十几岁的父亲成了台柱子,加上父亲平时就严肃认真,爱讲真话,视戏如命,对任何有损剧团声誉的行为,也是疾恶如仇。毫不放过。可以想象,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父亲在人们眼中是何等的傲慢,何等的不可一世。不要说一般演员,就连团长对父亲也是表面佩服,而心存妒忌,必欲整之而后快。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五七年冬天,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父亲理所当然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理由有三:一是父亲反对中国共产党,二是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三是压制社会主义接班人。而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说他反对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有一年冬天剧团下乡演出,坝上不象坝下,戏楼都是巍峨壮观,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几乎都是明清年间兴建的,而坝上村子中只有一个高大的长方形的平台,那平台的四周有三面砸着土板墙,唱戏的时候,就在那三面墙的上面蒙一块很大帆布。这样的“戏楼”简陋不堪,结果那年下乡演出的时候。夜里来了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把剧团里所有的服装、道具都给埋在大雪里面。父亲带领着一伙人起早没有吃饭就去抢救,经过一个上午的苦战,终于保住剧团的全部家当。可是负责管理服装道具的人,也就是常说的箱官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父亲找到箱官时,发现箱官在房东家早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父亲当时就抓住箱官的衣领把他大骂了一顿,还说了句万不该说的话:“你还是党员哩,你真给共产党丢人。”那年月,辱骂共产党员,就是反对共产党!说父亲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是因为一次打饭时,父亲说了句“统购统销政策好是好,就是吃不饱”,于是这就成了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说父亲压制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因为当时剧团新招收了一批学员,年龄都在十一二岁,剧团每月只负责这些孩子的伙食,衣服和日常生活等,不给发工资,只发几块钱的补助。于是有的孩子们提出也要给他们发工资。父亲就说:“咱们剧团是靠唱戏吃饭,你们现在还是孩子,还不能正式登台演出,凭什么拿工资?”结果这就成了压制社会主义接班人,开会斗争父亲的时候,发言最积极的就是这些学员。可是剧团最终也没有给这些孩子发工资。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全县文化教育系统在县大礼堂召开大会,宣布右派名单,当主持人读到“张智祥”时。同时站起来两个人,一个是父亲,张寿祥,一个是沽源一中的一名教师,张智祥。当时就过来四个警察二话不说,五花大绑把那个张智祥给捆了起来,同时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宣布对张智祥实行逮捕,宣布对父亲张寿祥在原单位进行改造。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出生了,我们住在一家姓薛家的南房里,母亲每当回忆起我出生时的情景,总是皱着眉头,两手在空中比画着说:“那屋里真冷呀,墙上满是蒸气冻成的冰,三白落地。生下你后,只哭了一声,就没有动静了,我就哭着在守炕锅台的灶火堂前烧火。半天你又哭了,又活了。”说着母亲又笑了起来。至于父亲被打成右派的事,她很少提及。父亲也从来不说,偶尔说起,父亲也只是夸赞我出生时那个接生婆,说他如何有能耐,抽的烟如何上档次,等等。至于那个主张给父亲戴上右派帽子的剧团张团长,不久后在一次车祸中出了事,脑袋被砸出了个大窟窿,就离职回家了,剧团也解散了。

七、颠沛流离的日子

剧团解散后,父亲没有回老家,领着一家人到坝上的村里教戏生活。先后到过三间房、五合庄、羊阔乱、西辛营子等地。那正是一九六零年,三年困难时期。听老家的人说,那时坝下的村里边,正大搞食堂,村里人吃糠咽菜过着挨饿的艰苦的生活。我们一家人在坝上生活的还可以,最起码没有挨饿。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的情景,一间不大的小屋里,坐在里面,那感觉就如同后来上大学坐在自己的蚊帐里一样,虽小,却温馨,一盘不大土炕上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串小鞭炮,真的很小,因为能在屋里放,虽然很脆,但不吓人。父亲点着一支烟,从那串小鞭炮上拆下一个,然后用烟头一点,随后往地下一扔,当的一声响了。父亲吐一口烟,微微一笑说:“哈哈,看来今年不错,听这炮响得,肯定通通快快的。”然后又点着一个,又往地上一扔,就见母亲赶忙用双手捂住耳朵,结果那小炮冒了一股白烟没有声音,一家人都看着父亲,好象这没响的小炮预示着今年有什么灾难,没想到父亲又吐了一口烟,微微一笑说:“哈哈,看来今年不错,听这炮响得安安稳稳。”
    长大后,有次我跟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说:“那是我被打成右派的第三年,咱们一家人主在沽原县的一个小村,那个村子叫三间房儿,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难啊!要是没有点儿乐观精神,能熬到今天?” 从这件事儿中,我知道了人活在世上,不能没有乐观主义精神。
    搬到五合庄时,我家住在粮库主任家里,粮库主任经常不在家,家里就剩下主任的媳妇。那女人对我们非常好,经常给我们送米、送面。要知道,在那年月米面比什么都金贵。后来我家又要搬家了,要到一个叫做羊阔乱的地方,当羊阔乱的马车来的那天,正好粮库主任的媳妇回娘家了。父亲就催促车官赶紧收拾东西装车,赶紧上路。母亲就说“不着急,等房东回来告个别也不迟。”父亲就把母亲拉到一边说:“等什么?等她回来,我们就走不成了。”后来我们问起这事的时候,母亲就笑了,说:“那年头,要没有这媳妇,我们一家五口真不知如何过来。这事你父亲一开始就跟我说过,也真难为了你们的父亲。”

八、回家的路上

在羊阔乱待了两年后,一九六三年的春天,我姑父——也就是我后奶奶的大闺女的女婿来到了我家,说我爷爷老了,身体也不行了,意思是让我爹回去。还把父亲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爹被打成右派的有关档案,剧团给寄回了家,正好姑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就听了爷爷的话,一把火把档案给烧了——这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于是我们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事。
两辆牛车慢慢地在路上爬行,前边一辆牛车上,坐着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后一辆车上装着四五口袋粮食,这是父亲在坝上高原奔波了七八年的积蓄,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爸爸有理由为此很感到自豪,我就坐在那装粮食的口袋上,我们又要搬家了。不知为什么,当时六七岁的我特别喜欢搬家,搬家的时候,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一家人忙里忙外,收拾这,收拾那,该保留的保留,该丢弃的丢弃,特别是那搬家的路上,心里边既有对以前那个家的怀念,又有对即将住进的新家的憧憬。遗憾的是,爸爸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搬家了,这次我们要搬到坝下的赤城县白草乡的一个叫做张家营的村子,爸爸说那是我们的老家。后来参加工作,每到一个地方,呆不了三俩年,就想调动,这毛病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
    坝上高原,苍蓝的天空显得很低,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那棉絮似的云彩,在那很低的天空下,是一眼看不到边的绿,车下一条灰黄的土路幽幽地伸向那苍天与大地相接的地方。道路两旁的草中点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差不多所有的野花,我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那黄的是金疙瘩花,那紫的是喇叭花,那白中透着一丝青绿的是马莲花,那花丛中蹦跳的蚂蚱也有各种各样的名字,那一下子能飞出两三仗远的叫灰灰串儿,那只能蹦,而不能飞的,我们叫它大黄马,那只能爬而不能蹦的,我们叫它驴驹子。一只灰灰串从一株喇叭花上飞起,落在拉车的老牛屁股上,还喳喳地叫,怪好听的,我不由的伸手去拍,结果蚂蚱没有拍着,我却从牛车上掉了下来,那笨重的车轱辘从我的小腿上压了过去,我不由地“妈呀”大叫了一声。 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几个,全下了车跑了过来,还有车官。父亲一脸的吃惊,妈妈一脸的焦急, “压着没有?”爸爸两眼看着我问。 “压哪儿了?”妈妈两手在我的身上乱摸。 “车轱辘从这儿压过去了。”我指着我的一条小腿给爸爸、妈妈看。 爸爸轻轻地端起我那条小腿动了动,问道:“疼不?” 我不说话,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试着站站,我看看。”爸爸说。 我挣扎着一点一点地站起来。“试着走走,我看看。”爸爸说。我一瘸一拐地在爸爸眼前走了几步。 爸爸长长地舒了口气,说:“看来没事。”
“怎么能没事呢?这么重的车,四五百斤的粮食。”妈妈不放心地看着爸爸。 爸爸说:“没事,要是有事,早动不了了,哈哈,看来这小家伙,不是一般的人物,命大,将来定能成大事,四五百斤重的车,甭说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大人的腿也早给压断了,这家伙居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这不是有神仙在暗中相助,是什么?”哥哥和妹妹听了爸爸的话,直勾勾地盯着我,两眼放出一种异样的光,仿佛我就是那神仙。我自己也不知一下子从哪里来了精神,腿也不觉的疼了。看着周围的一切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长大以后参加工作,总想没有自己办不成的事儿,自信心十足,虽然因此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时不时的也表现出一种目空一切的傲气,惹得周围的人看不惯,这大概就是那时坐下的病根。其实,那次我的腿所以没有被压断,并不是那车的重量不够,更不是我的骨头硬,而是因为那坝上的土路路基在夏天的时候又软又湿,车轱辘压在我的腿上,我的腿就陷进了湿土里。这一点,我想我爸爸当时一定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爸爸不把真相告诉我们,而要编出那么一套假话。

九、赶上了好时光

父亲被打右派这事,村里人知道的很少,就是知道的人也没有什么证据。档案烧毁了,爷爷没有告诉奶奶,姑父也没有告诉姑姑,父亲更是跟谁也没说,包括母亲和子女。因此,父亲作为一个的“阶级敌人”就安然无恙地隐藏了下来。后来的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公社先后派人到沽源查证,但沽源剧团早已解散,文化局没有父亲的档案,所以也就无从查起。父亲在生产队里还先后担任过会计、生产队长、生产队指导员。
那年月,生产队里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很激烈的,但绝不是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的斗争,而是缺粮户与余粮户的斗争。所谓缺粮户就是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的户,实际上家里并不缺粮,人口多,分的口粮自然就多,所缺的是口粮款,因为劳动一年所挣的工分分的红,不够所分口粮应交的口粮款,年终应交给生产队钱。所谓余粮户就是家里人口少劳力多的户,人口少,分的粮食自然就少,而且还都是成年人,家里粮食总不够吃,所余的是口粮款,劳动一年所分的红,超出了应分口粮应交的口粮款,年终应从生产队拿回钱。矛盾的关键就在于缺粮户们不给生产队交款,余粮户们就分不到款。
我家一共七口,都是孩子,是典型的缺粮户,每年腊月分红的时候,生产队的队房里总是吵成一锅粥,不过都是余粮户们在吵。他们坐在队房的炕上,冲着蹲在地上的缺粮户们大喊大叫:“快交钱吧,不能让老子一年白干了哇。”“他妈的,白天黑夜就知道和老婆做孩子,这时候不交钱了,凭什么!”“回家去吧,把小子女子抱出来呀。”缺粮户们则低着头一声不啃,只是偶然相互瞅一眼,挤眉弄眼地笑一笑。其实,余粮户们仅在精神上占优,缺粮户们却是在物质上占优。不过好多缺粮户们还是经受不住精神上压力,就让孩子们早早的离开学校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父亲却做出了一个令全村人都感到吃惊,都无法理解的英明的决定。他说吃苦受累我一个人抗着,但要把家里的五个孩子都供到高中毕业。白天,父亲在生产队劳动,夜里,父亲在生产队当饲养员,白天黑夜连轴转。记得四清运动的时候,四清工作队员就到我家,劝父亲不要让我念书了,让我在家哄弟弟,让母亲到生产队劳动。父亲说:“好,不过不能让二小子在家哄孩子,要哄孩子也得大小子,大小子大,他哄孩子我放心,二小子调皮捣蛋,他哄孩子,我不放心,要是出点啥事,后悔就来不及了。”但我大哥当时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出席过县里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哪能让他弃学回家哄孩子呢?结果还是母亲继续在家哄孩子,我们继续上学读书。父亲后来对我们笑着说:“不花钱,白念书,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将来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日子了,你们现在是赶上好光景了,这真是托毛主席的福哇。”
结果我家五个孩子全都读到了高中毕业,我考上了师范,妹妹竟还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三个孩子参加了工作,端上铁饭碗,没有参加工作的两个,现在成了个体户,挣的钱比我们还多。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父亲当年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忍不拔坚持,哪有现在我们的好日子。村里人提起这事,也都说父亲当年站的高,看的远,不同于一般的庄稼人。


十、生产队搞不好的原因

回想起生产队的事,我总爱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公社好好的怎么就变成乡镇了?生产队好好的怎么就散了滩子?真的是由于大锅饭,人们出工不出力,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了吗?真的是由于生产队这种所有制形式弄的农民饥寒交迫的吗?我高中毕业曾在生产队劳动过两年,还当了半年的生产队队长,记忆中那时侯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很高呀。再说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敢偷懒呢?我有些茫然了。后来知道了河南有个南街村,江苏有个华西村,都因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成了全国最富的村,而在八十 年代初率先在全国搞起包产到 户的安徽小岗 村,听说到现在还很贫穷。这究竟是怎么怎么会事呢 ?
当过生产队会计的父亲终于给我解开了这个难题。他说:“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白生产队分红是怎么回事。比如生产队全年的总收入是一万块钱,生产队全体社员一年挣的工分是十万分,十分算一个劳动日,也就是一万个劳动日,拿这一万个劳动日去除这一万块钱,那一个劳动日就分红是一块钱,说白了生产队到底是一个经济实体,不能不算经济帐。可问题是当时的公社、县政府压根就不把生产队看成一个经济实体,而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不用花一分钱代价随意驱使的部队,公社要盖房找生产队要人,要成立农机站、要建设小矿山找生产队要人,交通局每年要修公路找生产队要人,县里要修水库,要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找生产队要人。社员们称这些劳动为出外工。。记得那年月,公社以上的任何单位都可以随意抽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而且不给一分钱,只是劳动完后,给社员开具一张工分单,回生产队记分,可这些工分没有给生产队创造一分钱的价值,却要参加生产队的分红。每年开回来的工分单比生产队自己记的工分都多。本来一个劳动日可以分红一块钱,可这些工分一加进来,一个劳动日就只能分两三角钱,甚至七八分钱。假如没有这些个没有为生产队带来半点效益的劳动日参加分红,那么每个劳动日的分红就可以达到一块多钱,那么一个社员的收入就相当于当时一个公社书记的收入了,生产队就没有缺粮户了,也就没有了缺粮户与余粮户之间的阶级斗争了。再假如这些出外工的劳动力再外出打工给生产队带来了收入,那一个社员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超过当年的县委书记了,哎呀,那样的话,还有哪个社员愿意解散生产队哩?可突然有一天这个得不到国家一分钱军饷,一粒粮供给的生产队饿瘦了,累倒了,却说这是因为生产队这种所有制形式不好。”
听了父亲的一番话,令我茅塞顿开,我佩服父亲,他不仅是个会唱戏的,而且也是一个懂政治、懂经济的。我奇怪了,当初解散生产队时,国家那么多有水平的领导人,为什么就不分析分析生产队搞不好的内在原因,还是压根就不想分析,或者说压根就对生产队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比如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才两三岁,他的父亲,就让他上山打柴,下地干活,承担一个壮劳力才能承担的工作,有一天这孩子终于累倒了,有病了,不能再干活了,孩子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这位父亲其实是一个后爹,既不给孩子看病,更不让孩子休息,反倒高兴地说,我早就说,这孩子长不大,没出息,于是地把孩子抓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把孩子活生生摔死在门台阶上,摔的时候,还不许站在旁边的众人哭喊,甚至逼着周围一些看热闹得人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振臂高呼:摔得好,摔得好,摔出了一个新时代!我怀疑那摔孩子的后爹,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就已经对那孩子恨之入骨了,只是当时孩子的母亲还年轻,还一时不得其便,不好下手,等到孩子的母亲老了,去世了,时机成熟了,他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咬牙切齿地把孩子给摔死了。可是那孩子似乎并没有死,而是变成了一个幽灵,时不时在人们感到世道不公时,就会出现在人们的梦中。

十一、我弟弟死了

其实,我家本来八口人,我大哥是在父亲当乡长时生的,我妹妹是在坝上五合庄生的,还有两个弟弟,一个最小的妹妹,都是回到老家后生的。六个孩子中,最聪明的要数我的第一个兄弟了。父亲给他取名叫棱山。不但人长得俊,而且还相当懂事,可惜三岁时得肺病夭折了。记得是一年夏天,大哥和背着棱山的父亲去白草医院看病,我们在家里等着,直到太阳落山了,还不见回来。我就一个人跑到村外去白草的路上等。终于看到他们回来了,大哥走在前边,背上背着棱山,棱山的头耷拉在大哥的肩膀上,随着大哥的脚步还左右摇摆。后边跟着父亲。走到村里的后梁上时,父亲让大哥停下来,他自己回到村里,拿来了一把铁锹,一领旧席子,就这样把兄弟给埋了。兄弟的死对母亲父亲打击非常大,埋了弟弟的第二天,父亲的头发就全白了,母亲就象疯了一样,整天一句话不说,只是村子周围转,越是阴天下雨,电闪雷鸣的时候,她越往村外跑,有时都深更半夜还不回家。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外边下着小雪,屋里一家人围着一盏油灯坐着。父亲说话了,他说白天在街上,碰到了一个算卦的先生,先生说棱山是天上玉皇大帝手下的一个马童下凡,说我家太穷,根基太浅,福不住这样的神童,如今早回到天上去了。期间还有很多细节,我都忘了。可我们都相信这是真的,母亲更是登着两眼,听的如痴如醉。躺在被窝里,还在磨叨:“玉皇大帝,马童,下凡,难怪那么伶俐,那么懂事。唉,我们是穷,福不住呀,不过也好,回到天上享福去了,总比跟我们受穷吃苦强。”后来母亲就渐渐好了起来,几年后又生下我的妹妹,妹妹的名字是我给起的,小名叫双双,大名叫张月明。六岁上小学,全年级第一,上初中,全年级第一,上高中时参加中考,还是全县第一,高考的时侯又是全校第一,最后考上了哈尔兵工业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但没有念,就直接参加工作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在那年月,哪有什么算卦先生,更不要说大白天在街上公开给人算卦了。可父亲的一番假话,却医好了母亲的病,可父亲自己心灵深处伤痛又有谁去抚平呢,父亲的四十几岁就一头白发,又有谁去恢复呢!
十二、我被父亲打了一顿
我爹从一个县剧团的编导被打成右派,下放回了老家,在村里边不论见到谁都笑嘻嘻的,脾气好得很,但他在背后却对我说:“小子,到了外边不要受气,谁胆敢欺负你,你就狠狠地揍他。”为此他还给我准备了一根三尺多长小胳膊粗细的桦木棍子,让我整天掂在手中,见着狗打狗,见着鸡打鸡,孩子们谁敢喊我一声右派什么的,我就往死里揍他,时间一长,孩子们见了我就如同见了老虎,我走到那里,那里的孩子就立刻作鸟兽散。不管我在外边闯了多大的祸,父亲也不捅我一指头,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在村里的戏台上玩儿,戏台上放着生产队的一台铡草机,铡草机上有两个齿轮,用手一扳上边那个齿轮,下边的那个齿轮也就跟着转,十分好玩儿,村里的石柱子那天正在那里扳得起劲,我过去抓住齿轮也要扳,但这个不识死活的家伙就是不松手,还把一根肉乎乎的手指头伸到两个齿轮中间,瞪着眼威胁我,我一发狠,猛地一扳齿轮,就听石柱子像狼掐住似的大叫,我扭头一看,只见石柱子手上全是血,我顿时吓坏了撒手就跑。躲到戏台对面的龙王庙里。时间不长,就听得庙外边人声鼎沸,几个孩子一起嚷:“在这呢,在这呢,我看得真真的。”我探头一看,啊,可了不得了,一大群人,有石柱子,石柱子的爹和娘,有村里的一些大人孩子,似乎全村人都来了,我一想大事不好,扭头就跑,就听我爹在后边喊道:“兔崽子,往哪跑!”我回头见父亲从地上随手拾起一块大石头,有猪头那么大,朝我砸过来,但我往东跑,那块石头却飞向了东南,不偏不斜,正砸在墙角两只正在作爱的花狗身上,两只狗无辜挨揍,也无暇分辨,嗖地一下子窜了个踪影皆无。我藏在生产队的草垛里,不敢回家,太阳下山了,月亮出来了,村里家家户户点上灯,又熄了灯睡觉了,村子里静悄悄的,我在草垛里,听到有人喊:“二虎子,二虎子。”声音不大,但我听得请清楚楚,是我爹和我娘,我无声地从草垛里钻出来,无声地走到父亲身边。父亲摸了摸我的后脖根儿,说:“小子,没事了,回家吧。”父亲没有揍我。
但是后来因为一件极小极小的事儿,我差点儿被父亲打死。
有一阵子,村里的孩子们时兴玩“砸宝”,我总是输,这一天我又输了个精光,我突然想起了东屋的土仓子上那个小箱子,那里面是满满的书,记忆中父亲很少看那些书,只是在每年大年初一,生产队放假的时候,父亲才把那箱子搬到炕上,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用手一本一本地摩挲上一遍,再一本一本地放进箱子里,搬到东屋的土仓子上,然后看着那个土仓子,一袋一袋地抽烟。
    尽管家里没有一个人,但我还是像贼一样,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小东屋,登着一个小板凳,从那土仓上搬下了那个放书的箱子,从里边拽出了一本书,藏在烟囱旮旯,咬牙切齿地把那本书撕开,叠了一堆“宝”,塞了满满一裤腰,剩下我都把他们藏在烟囱后面。 没想到,有一天中午,母亲回姥姥家了,家里只有我和父亲,吃饭的时候父亲还啥事儿没有似的,吃完了饭,我下地穿上鞋正要出去,父亲拦住了我说:“回来。” 我回来了。 父亲说:“把袄和裤子都给我脱了。”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衣服,没有弄坏也没有弄脏呀,怎么让我脱呢? “脱了!”父亲再一次命令。 我无奈,只好把袄和裤子都脱了下来。身上只剩下了一件小背心,那时我还没有穿裤衩,那时村里的孩子都不时兴穿裤衩。 父亲又说:“把裤带给我。”
我无限迷惑地把裤带递了过去。没想到父亲转到我的背后,很麻利地用裤带把我的双手给捆了起来,我急了,说:“爹,要干啥呀?” “干啥!”父亲拿过不知啥时就准备好的一根荆条,狠狠地抽在我的屁股上,接着父亲也不说话,一边呼呼地喘着粗气,一边一下挨一下地从我的肩膀开始往下抽,一直抽到了我的小腿上。我不敢哭,更不敢喊,只能咬紧牙关,死死地挺着,就觉得浑身上下疼得像火烧火燎的。我不敢扭头看,但我想我的后背一定是一道挨一道的红印子,像花狸猫一样。 完了,父亲坐在炕沿边说:“知道为什么揍你不,告诉你,家里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坏,就是我的书不能给毁了,书,知道不?这是书,是世上最值钱的东西,一个不知道爱惜书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出息的。今天揍你一顿,就是让你长点儿记性。”
    在此之前,父亲从没有跟我发这么大的脾气,更没有打过我,记得有一次公社供销社下乡送货,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用麻绳头、旧鞋、破铜烂铁换糖吃,我馋的流口水,就跑回家,把父亲的一把旧锄头拿去换了两块糖,母亲知道后急得嘴上都起了泡,因为那锄头是父亲用从信用社贷款买的,但父亲没有打我,只是坐在那里唉声叹气。没想到一本破书,竟值得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心里不服,后来发生的事儿就更让我不服气。原来这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半年后的一天,我跟着学校里的一帮同学挨家挨户“破四旧”,完事儿后回到家,,发现父亲蹲在灶火门前,他的身边就是那个放书的箱子,他正低着头把书一本一本地往灶堂里扔,听到我的脚步声,父亲抬起了头,我吃了一惊,只见父亲老泪纵横。哼,当爹的也知道忏悔。

十三、韩才替父亲出外工

父亲在生产队劳动的时候,正赶上县里修云州水库,全县每个生产队出十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一个月轮换一次。整个生产队壮劳力也不过二十个人,一下子就抽走一半。修水库的活是又苦又累,一天二十四小时,所有人分成三班,一班八个小时,三班换,白天黑夜连轴转。
那天生产队开会,宣布下个月的轮换名单,其中就有我的父亲。但我母亲当时正卧病在床,家里实在离不开人,当父亲提出自己有困难时,那个生产队队长是个余粮户,平时就对我们一家人看不惯,更看不惯我们一家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念书,就说:“这没办法,再说谁家没有个事,老婆有病,可以让你那大小子照顾么。”我父亲就说:“我们大小子还要上学哩。”队长说:“这好办,书就不用念了,专门在家照顾你老婆,我家孩子就没念过书,从小在队里劳动,现在也活的好好的。”于是父亲就同队长吵了起来。这时地下慢慢站起一个人来。这人名叫韩才,平时在队里当羊倌,整天跟一群羊打交道,跟队里社员谁也不接触,开会时也从来不发言,今天却主动站了起来,说:“行了行了,不要吵了,轮到张寿祥这班,我替他去。羊,就先让我儿子放着。”社员们全都吃惊得一下子抬起了头,盯着韩才,心里大概都在说,这家伙是不是疯了,别人想躲还来不及,你倒好,自己给自己找罪过。队长就说:“不行,你儿子下个月也该轮到上水库了。”韩才就说:“我连着干俩月,这样行吧。”结果韩才就替父亲去云州水库了。走的时候,父亲亲自为他送行,俩人相跟着走了五六里地。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但社员谁也不清楚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后来父亲跟我们说出了原因。那是一九六零年的春天,父亲在沽源剧团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韩才找到了父亲,韩才是从内蒙回来的,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了,到剧团时正赶上剧团中午开饭,父亲就把自己分得的一大碗莜面愧率,一口没动。全都给了韩才,韩才就靠这一碗愧率垫底,一口气走回了坝下老家。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甭说一碗愧率,就是小小的一根红萝卜,十块钱一根,都没地方买呀。没想到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韩才还记得,并做出了替父亲上水库来报答的决定。

十四、父亲当队长

父亲当过会计,生产队秋天分蔬菜、分粮食的时,都是父亲把着帐本,念到谁家的名字就给谁家分,可我家总是排在最后。父亲当过生产队的队长,父亲当队长时,搞过不少的花样,比如,夏天锄地时,他就把村子周围的地留下来,还规定锄完这些地的时间、质量、应该记的工分,结果队里那些孩子多劳力少的户就主动要求去锄这些地,因为锄这些地,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有空闲就来锄一阵,家里有事就先回家忙。后来那些余粮户也要求干这样的活,哪怕这地不在村子附近,也没有问题。父亲当下就拒绝了,但大伙到了地头时,父亲就指着身边的地:“这块地,谁来锄?一共给记五百分。那块地,谁来锄,给记三百分。”结果眨眼之间,社员们就主动分成小组下地干活了,剩下那些干活慢,上了年纪的人,父亲单独给他们划出一些地块,让他们去锄。结果往年生产队锄完一遍地得花三万工分,可父亲当队长时,不到两万分就完成任务了。后来生产队的其他,比如刨粪、运粪、收割庄稼等,也都采用这样的方法。
父亲当队长时,还给生产队贷款买了一辆胶皮大车,专门负责给供销社跑运输,直到秋天收庄稼时,才回来拉庄稼。父亲所在的生产队叫三队,二队有一个铁匠,姓田,四清运动前家里开着铁匠炉,四清运动一来,就没收归公了,结果这个田铁匠就不高兴,整天跟二队队长吵架,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媳妇,没事干就整天串门游户,要不就拿个唢呐领着一群孩子漫山遍野地转悠。四清时还在全村开过他的批判会。父亲就找二队队长商量,想把田铁匠弄到三队来,这是二队队长求之不得的事,当下就答应了,还把一座铁匠炉白送给了三队。田铁匠来到三队后,父亲想方设法从我母亲的娘家村给他找了个年轻的寡妇做媳妇,田铁匠非常感动,就在生产队铁匠炉里给三里五村的人们打镰刀,给牲口钉掌,在父亲的指导下,他还同木匠合伙给生产队打铁车,结果那年冬天,生产队就打了三十多辆铁车,全都卖给了附近村里,收入很是可观。
父亲当队长的那年,生产队的工分减少了,收入增加了,尽管外出工的工分仍占工分总数的一半多,但年终分红时,一个劳动日达到了五角钱,余粮户们不用缺粮户们掏腰包,就能从生产队拿到现钱,真个是皆大欢喜。遗憾的是父亲的队长,只当了一年,就下台了,原因是父亲在队里搞的是小包工,走的不是正路。

十五、做戏装

一九七八年,村子里又可以唱老戏了,可我们村却不能唱。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唱老戏用的行头除了蟒和靠,都一把火给烧成了灰,看到别的村叮叮哐哐的唱戏,那些曾经唱过老戏的人,就憋不住了。他们集中到我家,一边咒骂着文化革命时的造反派,一边唉声叹气。父亲就说:“这好办,唱戏用的行头我来做,只要大队出几个钱就行。”于是一伙人找到大队书记,书记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一个姓于的余粮户,这时似乎也忘记了跟我们缺粮户的不快,就说:“我家三口人,都是大人,我把我们的西屋给你们腾开了,烧热了,你们就在我家做行头。”于是父亲就领着一个后生坐在姓于的西屋开始工作了。服装好做,父亲给开了个单子,写清了各种布料的颜色、尺寸。买回来后,父亲几乎不用尺子,拿过布比划比划就给剪开,交给裁缝去做了。关键是头饰,也就是唱戏戴的帽子,村里人简直想不出应该如何做。可父亲却似乎早已心中有数,他叫人弄来了些铁丝,旧报纸,一大把麻,一大碗白面,还有一些颜料。那天村里人差不多都来看,姓于的西屋挤的水泄不通,父亲坐庄炕上,就象表演魔术一样,不一会就用铁丝折成了个帽子的模样,然后再在上面糊上就报纸,把那麻洗净晒干,用细铁丝捆成一个个的小球,分别涂上红黄蓝绿各种颜色,固定在那帽子上,一个头饰就做好了,跟真的一模一样,人们看着不住地连连赞叹,都说咱可没有这样的脑筋。村里又开始唱老戏了,一唱就是五天。

十六、重回沽源

时间不长,村里的地主、富农、四类分子都摘帽了,听说别的地方连右派也给摘帽了,还给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工作。碰巧这时候沽源剧团又恢复了,家里人劝父亲也去沽源看看,能恢复工作更好,不能恢复也没什么。我姑父说:“恢复什么,连档案都找不着了,四清的时候,工作队也去查过,什么也没有查到。”父亲只是笑笑,继续给临近的一个村子做着唱戏的帽子,等把帽子做好,给临村交了货,挣了一千块钱后,父亲就去沽源了,临走时,父亲只带了三百块钱,说三五天顶多不过一个礼拜就回来。可是三五天没有回来,一个礼拜没有回来,整整过了一个月零三天,这一天我也收到了宣化师范的录取通知书。父亲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一进门就高兴地说:“我终于摘掉右派的帽子了,我也恢复了工作了。”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父亲整整二十一年,我也从小学、初中、高中、最后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师范。当村里的高音喇叭宣布父亲摘掉了右派帽子时,我哥开玩笑地说:“你就是个扫帚星呀,你一来,父亲就倒霉,你一走父亲就翻身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去沽源事情办得并不顺利。一下车,父亲就直奔公安局,因为只有父亲知道他的档案在公安局,从尘封了二十一年档案中,父亲一本本地翻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档案。后来拿着档案就去了县委宣传部,麻烦就出在宣传部,部长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有些问题我们也不清楚, 等调查调查再说吧。”实际上就是推坡话。父亲似乎并不着急,就说:“那就调查吧。”接下来就是宣传部人上班,父亲也上班,宣传部人下班,父亲也下班。父亲就坐在部长斜对过的一张椅子上,每天上班就问一句话:调查得怎么样了,人家说:正在调查,下来父亲就看报纸。一直等了一个月零两天,部长终于说话了:“行了,你的问题调查清楚了,决定给你摘掉右派帽子,恢复你的工作,还到剧团上班,你去办手续吧。”
父亲终于又到剧团上班了。走的那天,生产队用大马车送我们,啊,我们又要搬家了。村里人都出来为父亲祝贺,和父亲拉手,我们一家七口坐在马车上和乡亲们挥手告别。

现在想起来,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艰苦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更是精彩的一生。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而自豪。如果父亲小时候再多念几年书,哪怕念个小学毕业,父亲的人生就会更加辉煌。




老党 发表于 2018-3-9 16:30:00

生不逢时,可赞可叹。人物饱满,情深意切,文字严谨。推荐阅读。

白水 发表于 2018-3-9 19:09:58

不愧科班出身,底蕴厚,用你自己活说,言之有物,虽长亦活泼。问好。

李听圃 发表于 2018-3-10 08:56:09

关于生产队和集体解散的原因,值得深思,从经济核算这方面看,的确存在体制上的干扰,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和干扰更主要。

一方 发表于 2018-3-10 19:38:39

一个丰富的父亲,一个眼界宽阔的父亲,一个历经坎坷的父亲,一个坚韧不拔的父亲。作者用扑拙的文笔,深厚的功底,书写了一个饱满的父亲形象,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真实。值得阅读。

云上云上 发表于 2018-3-10 20:27:51

生动形象的文字刻画出一位令人敬重的父亲形象,令人感动。尽管父亲已经离去,但是父亲的一言一行都会引导我们不断前进。

思绪微漾 发表于 2018-3-13 23:19:40

父亲的一生,带着时代的色彩,行走在自己的人生。细腻的文笔,婉婉述出一段人生。精彩,并感人。问好!

冬风无痕 发表于 2018-3-14 21:46:51

好父亲,父爱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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